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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人] 桐城名人——程斯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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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2-1 18:31:21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夕 陽 下 的 回 憶

    目 錄

    1、前言 11、“五七干!鄙
    2、尋根問祖 12、胡耀邦為我平反
    3、步入社會 13、日本之行
    4、機遇與拼博 14、隱蔽戰線上的斗爭
    5、第二次機遇 15、赴西歐考察記
    6、開始留學生活 16、赴美國考察記
    7、留學生的政治生活 17、艱苦創業 攀登高峰
    8、有緣千里來相會 18、老年喪子
    9、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19、赴美探親
    10、浪里飛舟闖“文革” 20、后記

     

     

     

     

    前言

     

    我現在因病在家休養,有空閑時間,可以著手將自己的一生總結一下,同時也是為了打發時光,決定寫這份回憶錄。

    寫回憶錄,一不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更不是為了出版,最多只是自己用計算機打印幾份,留給我的后代,將來讓他們能了解我如何在這人世間走了一趟!他們或許能從中悟出某些道理來。

    在回憶錄里,我將不觸及別人的隱私,更不會對別人妄加評論。實在與自己經歷有關回避不了的,也只談事不談人 。但對我自己,我一定實事求是地來寫我這篇回憶錄。我將按照我們祖先的優良傳統觀念作為標準,來剖析自己的一生。 程斯煌 1994年4月26日 于北京

     

     

    尋 根 問 祖

     

    安徽省桐城縣 雙港鎮 汪家戶村, 有位名叫汪東侯的老先生, 在清朝光緒年間, 曾獲秀才與舉人之間的什么 "學位" , 一生清貧,以教京館(私塾)為生。精通經史,國學淵博。家藏詩書滿閣, 著述詩文頗多,他教出的學生,都是“進京趕考”之才。1931年秋老先生將小女兒汪佩蘭許配給自己的門生程秉鈞,其時二位伉儷年方十八,新婚即獲“進門喜",于次年陰歷九月初六日(公歷1932年10月5日)生一男孩。 老先生喜添外孫,樂不可支,并受托為外孫起名。外孫在程氏家族中為"斯"字輩,要在 "斯" 字后面找個最好的字了。老先生精通經史, 就在經史的海洋里搜尋與"斯"字相連的好詞兒。老先生思索著, 思索著......;有了,詩經里不是有"斯皇"的詩句嗎!

    <詩經>-(小雅)篇: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譯文:生下小兒郎,給他睡炕床,包上好衣裳,玩弄美玉璋.哭聲多響亮,蔽膝閃紅光,長大為君王.)

    因此老先生說,外孫起名就叫“斯皇"吧!后來程家又請算命瞎子先生為斯皇算了一支命: 按八字時辰,斯皇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缺火。老先生說, 那就在外孫斯皇身旁放把火吧: 就叫"斯煌"。老先生的外孫程斯煌即我也。起名的來龍去脈,都是母親告訴我的。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縣石井村, 我是老大,下有三弟一妹。二弟與妹是龍鳳孿生, 妹幼夭折, 二弟 16歲時亦少年早逝。三弟程斯輝曾在太湖縣工商銀行工作(經濟師 ),于1988年去世(見本篇附記)。小弟程斯皋在湖北鄂州市省冶金建筑公司工作( 任總經理)。我們兄弟幼年喪父, 父親程秉鈞于1943年逝世時年方 30, 當時我年僅11歲,小弟 3歲。自此以后,30歲的年輕寡母,帶領四個孩子,依靠八畝水田,含辛茹苦,煎熬歲月,母親始終未改嫁, 直至我們長大成人。母親所受的苦,除年輕守寡、 孤苦伶仃帶著四個孩子、溫飽不能,尚受政治上的迫害(1955年由于地方不法干部欲對我母施暴未成,遂打擊報復,被非法改劃成"地主份子"),并且一直不摘 "帽子", 在農村屬于 "專政" 和"管制" 對象。自然, 我們兄弟幾人都屬于 "殺、關、管" 反動分子的子女了。"四人幫" 被打倒后,直至 1978 秋,我上訴中央,經胡耀邦同志批示,,著令有關部門落實知識份子政策以后,才得以平反。這樣,母親才于1979年春來北京與兒孫團聚。母親所受的苦,非同一般。

    小時候聽老人說,別看我們現在窮,但我們祖輩八代都是書香人家,常常以此話自我安慰。到底是怎樣的"書香"門第,我說不清楚了。只知祖輩不少人在清朝做過官,親戚中有秀才、舉人、翰林什么的。到民國時家族就逐漸衰落了。

    父親行四,祖母去世時,父親尚是襁褓中的嬰兒( 見附錄:方蘭淑表姐的文章《往事如湮》),祖父去世時,父親才12歲。父親讀過私塾,也上過洋學堂(中學),大概是高中畢業,曾在縣城的"合作指導處"當過科員、主任,因為民國時代也搞合作社事業,口號是:"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父親先后曾在安徽的渦陽、巢縣、六安、 臨泉等縣的合作部門工作過。1943年春父親在臨泉縣工作時,已患晚期肺病,從臨泉縣用擔架抬回,不到一周就去世了。記得剛抬回時,一直昏迷不醒,母親憂心如焚,在那貧困的農村,缺醫少藥,又無醫學知識, 曾經向菩薩燒香求救,抓點"香灰",充作靈丹妙藥,喂父親服下。 父親臨終前,突然"回光反照",清醒過來。記得家人把我叫到父親面前( 他躺在躺椅上),聽父親的遺囑。父親斷斷續續的對我和母親說:"一定要設法給斯煌念書......"。父親的死,猶如晴天霹靂,母親哭天喊地,幾次暈過去。辦喪事時,母親和我披麻戴孝,在飯桌前(請辦喪事人吃飯)為幫忙的人磕頭作揖, 感謝大家的幫忙。其情其景,慘不忍睹。自此以后,母親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 依靠僅有的八畝水田(當地叫一擔六斗種),而又無男勞動力耕種,開始了艱辛的生活。在那苦難的歲月里,母親常常在深更半夜里獨自啼哭,把我驚醒......。遵照父親的遺囑,母親讓我和二弟都繼續上了私塾(當時我們村無小學,只有私塾門館)。1944年春我又轉到程祠小學, 一下跳到六年級,因為離家有五華里,所以住校。這時二弟斯慶已經綴學,準備務農。因為年紀小(當時二弟只9歲),所謂務農,也只是每天出去拾柴火。僅有的八畝水田,還得請人幫忙。

    程祠小學的師資水平不錯,教學質量較高,加之桐城自古以來都重視文化教育,重視培養人才。我因幼年喪父,度日艱難, 母親克服一切困難讓我上學,已經很不容易了,在我幼小的心靈里, 已知道用功學習,用實際行動報答母親的恩情。因此,我在程祠小學讀了一年半的書,收益匪淺。在程祠小學念書期間,我頗受老師的好評, 除功課成績名列前茅外,據說比其他學生衛生、干凈,長得眉清目秀。有一位黃程建中女老師(她丈夫在南京工作,將近三十來歲, 是校長程鵬年的妹妹),因為祠堂里"鬧鬼",經常有 "狐貍大仙" 出沒, 不敢獨宿, 因而晚上睡覺, 讓我陪她作伴。我常常以此為榮, 甚至現在老了,還常嘮叨給我的老伴和孩子聽。他們一聽到這里,就打斷我的話:"別講了,我們聽過多次了!"

    1945年我在程祠小學畢業。如果繼續上學, 就要到縣城投考中學。如果考取了,必然要到學校寄宿(縣城離家50華里),因而要繳納相當數量的學費和膳食費。這對于我們家來說,是絕對負擔不起的。

    但不管怎樣,也得進城考考看。1945年夏天某日,我起了個大早, 母親給我炒了兩碗干飯,吃飽肚子,帶點干糧和毛筆、硯池( 買不起鋼筆),步行 5 、6 個小時?,進城趕考。由于要考好幾天, 就借住在我的三伯父家。我一共考了三個中學: 桐城中學、三育中學 (現在的桐城二中)和桐城簡易師范 (簡師) 。發榜結果:都在前十幾名。其中,在桐城中學錄取的幾百名學生中,我名列第十七名。

    三個學校都考取了,上哪個學校呢?當然,如果有錢,應該上桐城中學,它是省重點中學,歷來教育質量很高, 有些富家子弟想考還考不上哩!然而對我來說,三個學校中,我最適合上"簡師",原因是:一.它是公費,每學期只交五斗米的書本學雜費,連吃帶住全包了;二,畢業后保證有份小學教師的工作,可以掙點工資,養家糊口, 為母親分憂,正中下懷。這時我們家已經日趨困難了,連晚飯都吃不飽, 每人喝一碗稀飯就上床睡覺。這時, 我舅舅撫念兄妹之情, 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每學期代我繳納五斗米的書本雜費;二,自1946年春,舅舅讓我母親帶領剩下的三個孩子住到他鄉下的住宅(雙港區汪家戶)幫他看家,吃、住、用、燒等,就地取材,都是舅舅家的。對舅父的恩情,由于我1960年從蘇聯回國后自顧不暇:經濟拮據,工資一分錢未長,屬于“臭老九”的底層生活水平,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母親是“戴帽地主”,妻子有海外關系,她有兩個姐姐在臺灣,一個姐姐在美國;我在“蘇修”中過毒,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受“考查”之中,等等,政治與經濟處境均極其困難。想當年被選派出國留蘇時是“天之嬌子”,到處受人羨慕;學成歸國后,倒落成這等倒霉的模樣,還死要面子,羞羞搭搭,羞于向老家人暴光。所以,直到舅舅于1967年去世前,我也始終未能報答舅舅的恩情,終身負疚。中國的傳統美德“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而我呢?!愧對舅舅的英靈,只能以后到九泉之下向您老人家當面請罪了!

    舅舅鄉下的住宅很漂亮,富有田園詩意:三進中式樓房,古色古香。住宅就建在一個大竹園里:春天鳥語花香,郁郁蔥蔥;夏天蛙叫蟬鳴,荷香四溢;秋天天高氣爽,云淡風清;冬天那竹林特有的高尚氣節, 雖雪壓枝頭,仍傲霜抗雪。沿著竹園四周還有個小溪流水,溪流中魚

    兒蝦兒游動。溪流外就是油菜花黃和碧綠的田野,好一個田園風光!這漂亮的住宅,并非是外祖父的遺產,據說都是外祖母和舅舅共同經營建造起來的。我的外祖父就在這富有詩意的田園風光的環境里教了一輩子書(私塾),我父親曾經就是外公的"門生"。 現在媽媽又回到娘家來了,她對周圍的環境當然很熟悉,暫時生活又有了保證, 心情愉快, 得心應手。喂雞、養鴨、種菜,樣樣都行。 我記得春天時節,母親經常采摘鮮嫩的竹筍炒給我們吃,真是美味極了。這樣的生活,媽媽從1946年春住到1949年春解放時,才從娘家搬回我們石井村老家。聽說,1950年土改時,舅舅家被劃為地主, 房舍及土地全被沒收,分給了農民。外祖父遺留下的古書、字畫,也被沒收 ,聽說被充公送到天城中學的圖書館。外祖父的手跡和書稿, 還是汪吟田大表哥 (長魁之父) 下跪求情,才得以保留了一部分。大表哥汪吟田小時候在祖父(我的外祖父)的熏陶下,國學基礎非常雄厚,經、史、子、集門門都懂,他在上中學時倍受老師的賞識。1947年我失學期間(因內戰桐城簡師停課),表哥在家辦了個門館(私塾),還教我讀過古文和詩經。課余常常講些古代才子佳人的趣話。如講到宋朝蘇家才子時:《一天,蘇小妹蹲在池塘邊遲魚、收拾魚,這時她的哥哥蘇軾正好騎了一匹馬路過池塘邊,見到妹妹那副模樣就想戲謔一番,拿妹妹開開心!蘇軾便說:“小妹,你辛苦了!為了給你解解悶,我出一付對聯請你應對好嗎?“蘇小妹聽聲抬頭一看,見到調皮而又多才的哥哥,悠閑自在地手持韁繩騎馬溜達,便迷著眼不屑一顧地說:”吃飽了撐的,你出吧!“于是蘇軾出上聯曰:“妹妹遲魚,蹲下,劈開兩塊!碧K小妹一聽,知此聯語意雙關、雅中有俗,瞧著哥哥不但悠閑自在地騎著馬,腰帶背后還插了一根馬鞭,侍才傲物的樣子。蘇小妹心中暗想:難不倒我,我也得給你一顆暗釘子吃吃!奥犞,哥哥!我對的下聯是:“哥哥騎馬,背上,插進一鞭!”蘇軾聽完會意地一笑,作揖認輸離開。 》

    類似這些對聯故事,使我聽了頻頻入神,拍案叫絕,至今言猶在耳。

    大表哥不但滿腹經綸,還知道許多花邊野史。他稱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語文教師,尤其是在古文方面?上,1958年大躍進和后來的困難饑荒時期,大表哥表嫂都因勞累和饑餓于1959年先后早逝,撒手丟下一個只有9歲的孩子----長魁表侄,受盡磨難,歷經人間艱苦,一個孤兒,在困難的道路上拼搏掙扎,終于憑自己的雙手勞動,自食其力,后來建立了家庭,并育有兩子一女,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可謂繼承了祖上的書香門第,堪可告慰他的雙親和祖父母在天之靈!

    現在再把話拉回來。我在舅舅的資助下,得以進了 "簡師" 讀書。"簡師"就設在桐城縣城中心孔夫子的"文廟"內,校風良好,師資頗佳。主要任課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的,教學方法和表達技巧都很好,旁證博引,吸引學生聽課。如有一位地理老師,他的課被排在下午講授,當發現學生快打瞌睡時,他就結合地理講詩文、對聯, 講歷史典故 。如講到中國大運河北起河北通州 ( 今通縣 )、南至江蘇南通 ( 南通州 ) 時,他為了給學生提神和加深記憶, 他提高嗓門說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請大家對下聯。此聯要求嚴謹, 名詞對名詞, 動詞對動詞, 方向位置對方向位置。"當然,我們這方面的文學修養都差,面面向覷,但都來了神,期待老師的"下聯答案"。這時精明的老師慢條斯理、 搖頭晃腦、拉著八股長腔曰:《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對得妙不可言,吾等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終生難忘!

    當然也有混飯吃的老師,如有位教"公民課"(政治課)的老師 ,口口聲聲要重視教育、尊師重道,愛國家、愛領袖。 不論在課堂上或會場上,當他一講到"蔣委員長"時,兩腳一并,巴啦一響,馬上立正,以表示對"蔣委員長"的尊敬,講十次就要立正十次,像犯了神經病似的,同時要求我們學生也跟他一樣"立正",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我以為他真是對"黨國和領袖"無限忠誠。無巧不成書。這位"公民課"鄭老師,是我大伯父前妻的弟弟,他得知我是程家后代時, 對我還蠻關心的,經常問長問短。他責怪我:"你考取桐城中學不上,偏來上這個窮師范。將來出去當小學教員不會有多大作為!" ,"社會如此腐敗,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我們老了,沒有辦法了?赡氵是個小孩, 你們家就不能咬咬牙,為你將來著想啊!"等等。我年幼喪父,家庭困難, 他不太清楚?墒撬谕抡嫜,毫無虛情假意,我聽了很受感動。這時, 他在我的心目中,又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人!這時的他與講臺上的他 ,判若兩人! 看來古今中外教政治課的老師, 迫于形勢, 大概都不敢講真話?晌依斫馑麄儽黄"兩面派"的行為,因為他們也要吃飯。

    當時"簡師"的校長叫尹碩夫,又名尹寬,是二十年代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在法國還娶了法國妻子并生了小孩,未帶回來。 據說當時他與中共在法國的許多革命者、領導人都共過事、同過學。記得我們有位老師曾經鼓動我們學生: " 喂!碰上尹校長時,你們問問他 ,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后來我們才知道尹校長曾經是共產黨內的"托派",還擔任過"托派"的宣傳部長。但尹校長為人正派, 對教員的教學工作要求很嚴,我曾經看見他當著我們的面,訓斥一位教學不認真的老師。有關他的歷史,桐城縣志有如下記載:

    “------民國16年2月,參加上海第三次武裝暴動最高領導機構特別委員會,與周恩來、羅亦龍、 趙世炎、李立三、陳延年等人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八. 一二”大屠殺后,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留中央宣傳部工作,主編『向導』周報。民國17年3月,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恢復,尹寬任書記。民國18年5月,安徽臨時省委撤消,尹寬離任。此間,他通過王平一接觸托洛茨基理論,并說服陳獨秀組成中國“托派”、“陳獨秀派”,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同年冬,尹寬被開除出黨。民國20年和24年,兩度被國民黨逮捕。26年8月出獄,在桐城、東至等地從事教育工作。民國37年夏去上海參加由彭述之主持的“托派”代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擔任“宣傳部長”,并在上海新中國學院任教。民國38年2月回桐城。1950年10月6日被公安機關逮捕,關押于上海監獄,1965年9月釋放。1967年7月自縊身亡!

    "簡師"是四年制畢業。我于1945年秋入學,按理應于1949 年秋畢業。但這四年中(1945 -1949),正是國共兩黨內戰激烈時期,桐城曾經成為"拉鋸戰"地區,桐城的一些中學都停過課。我們"簡師" 在1947年也停課半年多,所以,實際上我在"簡師"只讀了三年書, 不算畢業。

    1948年春,我險些被國民黨軍隊騙去當了兵。那是國民黨黃伯滔部隊派人到桐城招學生兵, 說是技術兵種,可以學到好多技術, 大有發展前途。我與幾位家庭困難的同學偷偷地報了名, 并且馬上被“錄取”了。來招生的是個連長。老天有眼,連續幾天下大雪, 公路不通汽車, 未能將我們馬上帶走。就在這節骨眼上, 我舅舅找到我三伯父, 說斯煌要當兵去, 問我三伯父怎么辦? 三伯父馬上找到我, 不許我去, 并且說, “你若無錢念書, 我給你錢! 就是不能去當兵!边@樣, 我才沒有走成。后來想起來也怪可怕的, 如果不是下雪, 不是三伯父阻攔我, 我可能在戰場上為國民黨當了炮灰 ,是死是活就難以預料了,我的個人經歷就不是這樣寫了。 我少年糊涂無知,在這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的三伯父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我永遠要感謝我的三伯父和我的舅舅。

    解放后, 1949年秋"簡師" 又被撤銷,合并到巢湖地區的黃麓師范(張治中老家,是他資助辦的)。我由于住在鄉下,消息閉塞,也無人通知我,未能按時報到復考,錯失良機。等我知道消息時,已是舊歷十月份了。為了試試看,抱著一線希望 ,我與同學汪家生君結伴同行,挑著一副擔子(扁擔的一頭是行李,另一頭是二斗米),起早貪黑,步行三、四天,沿途在鄉親家借宿(無錢買車票,無錢住客店)。鄉親們都不錯, 見到我們這兩個疲憊不堪的可憐的孩子,主動給我們燒火燒水煮飯吃。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到達黃麓師范以后,在熟同學的引見下,向校領導闡述理由, 苦苦哀求收下我們這兩個可憐的鄉下學生。但由于時間太晚,怕我們跟不上課,校方執意不收留我們,我們哭喪著臉,懷著羨慕的心情, 環視著比桐城簡師好得多的校舍,離開黃麓師范的校門,又挑著小擔子趕路回家。在乘小木船過巢湖時,不巧遇上了臺風,船在巢湖中心迎風搏浪, 時而傾斜,時而搖幌,幾乎葬身湖底,把我們嚇得面如土色。 在三河鎮登岸后,我們兩人繼續挑著小擔子趕路回家;丶沂W,前途渺茫 ,又不甘心當農民,痛苦不堪。為了尋求出路,1949年下半年有一段時間,我為村里民辦教師程效川君無報酬地幫忙改作業、判卷子、 寫總結等之類的工作,想以此表現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混上個 "民辦小學教師"的工作。

    1950年正月我在新安渡小鎮子上看到了安慶師范學校招生廣告。我立即找同學汪家生君商量,步行 90 華里,前往安慶報考。當發榜時,我倆全被錄取,學習期間一切全是公費,實在高興極了。 上學以后,原以為安慶師范一定是分高一、高二、高三班,按步就班地學習各門文化課,能夠學習不少知識。誰知入學后大吃一驚:學員中有像我這樣16 ─ 17歲的社會青年,也有 30 ─ 50多歲的失業中、小學教師。學的課程既無數、理、化,也無文、史、地;分班時, 既無高一,又無高二、高三班,而是老班、中班和小班。自不待言, 我是分到"小班"了。講課的時間劃分法,當時我聽了也很新鮮:分第一單元,第二單元,第三單元.....等。講課的內容只是社會發展史、檢查舊人生觀,樹立新人生觀等等,教師就是一位打過游擊的有些文化知識的老干部崔某,這位老兄頂能"侃",有時能把我們這些老少三代的學員 "侃" 得頻頻入神 (如何打游擊;如何抓到特務、漢奸等), 侃得轟堂大笑。這些內容,在當時我從未聽說過,像聽故事一樣, 對共產黨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伙食方面,吃得特別好,天天有葷; 安慶就在長江邊上,每周都要吃一頓長江產的"鰣魚"(這種珍品, 由于江水污染,現在已極少見了)。住的是樓房,照明是電燈、日光燈。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電燈,心想這玩意兒真好, 比小油燈強多了。這一切對我來說,無異是天堂生活。有一次我回家,村里人都說我長得又紅又白又胖,與離家時的我相比較,判若兩人, 鄉親們都問我吃了什么好東西! 當"檢查舊人生觀"、"樹立新人生觀"時, 每人都要結合自己的思想,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并寫出書面材料。 我的總結材料從文理、邏輯和認識都寫得不錯,對新社會充滿了激情,被班主任推薦為"典型",讓同學們參考。有兩位安慶小姐可能才思枯竭,經常笑臉相迎,跟我套近乎,求我代筆寫總結,我欣然從命,從而引起我對小姐們的遐想......結業分手時,我拿著紀念本請她們題詞(實際上想讓她們留個通信地址,日后好聯系),她們題了詞,卻沒留通信地址。我記得其中一位馬小姐的題詞是:"拿破倫決不是唯一的人物!" 好家伙,冠冕堂皇,華而不實地鼓勵我去當第二個拿破倫。拿破倫是法國歷史上不可一世的皇帝,曾征服整個歐洲,我哪有這個野心。我是鄉間蓬雀,焉有鴻鵠之志!我明白了, 她們只是利用我這支筆桿幫助過關,我純粹是自作多情!其實我也太傻太天真了, 這兩位小姐的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當過不小的官,在大后方重慶都混跡過?箲饎倮,全家坐飛機遷居南京。解放時沒去成臺灣,溜回安慶老家。這些小姐們突然失去了依靠,無業可就,無學可上, 才考進了安慶師范。她們雖然文筆不行, 但見多識廣, 眼光很高, 那看得上我這個土包子呢 !?

     

    ================================

    附記

    1988年11月6日晚我的三弟斯輝突然感覺胸悶難受,自己捶胸深呼吸,想藉以緩解;但胸悶逾來逾重,請來鄰居醫生急救,口對口呼吸,終于病情來勢兇猛,回天無術,丟下孤兒寡母,撒手人寰。我與斯皋于11月8日趕到太湖縣城,孤兒寡母跪在我們面前,其情其景,慘不忍睹。

    太湖工商銀行全體員工為斯輝開了追悼大會,懸掛了很多挽聯,如其中兩付:

    太湖支行挽聯

    斯民一生方正,直道而行,俯首如牛甘作苦;

    翼三代姻親,坦誠相見,捶胸去世樂生悲。

    太湖支行計劃股挽聯

    不裝腔作勢,雖職微俸薄,但活得堂皇正大;

    無假意虛心,且言納心厚,便死也磊落光明。

    安慶市支行和支行工會還為斯輝送了花圈。

    在處理喪事過程中,縣行領導和許多同事,見其一生清貧,厚道老實,大家極為同情,故為其仗義執言,給予許多的照顧和幫助。尤其是韋賜寶行長自始至終親自張羅,*辦他的善后工作。

    工商銀行太湖支行向安慶市支行寫了報告[太工銀字(88)76號]:“呈批解決死亡干部子女程玉萍同志補充招工問題的報告”,斯輝長女玉萍才得以在銀行就業工作;此外,還給其老岳母終身生活補助,給其小女玉寧生活補助至18歲。

    一般在生活困難環境下成長的孩子,都能夠得到鍛煉。我的侄女玉萍工作兢兢業業,結婚后在丈夫黃樂平的幫助和鼓勵下,業務水平不斷提高,憑著自己的業務實力,已經考入安慶市銀行工作;我的小侄女玉寧已是安徽蕪湖教育學院外貿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刻苦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凡此種種,均可告慰他們九泉之下的父親!

     

    (注斯 的名字比較孤僻, 字新華字典和電腦里都沒有,很多人也不認識,所以從小學開始,好多老師就將他寫成“斯輝”。)

     

     

     

    步 入 社 會

    1950年5月,我們小班的同學,突然被通知到"安慶干部學校"集訓,學習 "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份 ", 學習"土地改革法",參加土改工作隊,將來當干部,不當教員了。我當時還思想不通,一心想當教員,教員有點薪金,可以養家。而當時當干部, 都是供給制,無錢可拿。最后,大勢所趨,隨大流我也進了安慶干部學校,自此算我正式參加了革命工作,我后來填表參加工作時間和工齡時間,都是從1950年5月算起。

    干部學校學員有三部分人組成:解放軍、 農村基層干部和青年學生。土改工作隊的確需要這三種人組成:一是解放軍(排以上軍官),都帶著槍,是起威懾作用;二是基層干部,都是貧苦農民出身, 知己知彼,具有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三是我們青年學生具有文化知識 ,可以彌補上述二種人的不足,起個"文秘"作用,同時都年輕,"舊意識"少,接受新鮮事物快。

    在安慶干部學校經過幾個月的政策學習和政治洗禮后,組成"安慶地委土改工作隊 ",被派往安慶所轄管的各縣(桐城、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我被分到桐城縣,先后在棕陽、 南嶺、大關、老梅等區搞了四、五期土地改革。每轉移一個地方時, 就像戰士行軍一樣,捆上個大背包(被子、衣物),雙肩背在后背上, 包上面還有一把胡琴和笛子。落腳后,工作隊和村民們拉呀吹呀唱呀,籍 以發動群眾,聯絡感情。我拉二胡和吹笛子的技巧, 就是那時學會的。那時真是熱火朝天,生氣勃勃。在那如火如荼、 翻天覆地的土改斗爭中,的確在自己小小年紀剛剛邁入社會之始,就受到了鍛煉和教育。對農村的生活雖不陌生,但對受壓貧苦農民的血淚控訴,還是第一次聽到;原以為自己少年喪父,寡母幼弟無依無靠,已很悲慘了?墒窃"土地改革"運動中,我親眼目睹,親耳聞聽到還有更苦更慘的人。他們中是幾代人目不識丁,我家是幾代"書香"人家;他們中有賣兒賣女,被抓丁抓夫的,我卻還有個地主舅舅的幫助。在每期的土改工作組中(3 - 5人),我是年紀最小的,不是唱主角,而是參加" 查帳"、"丈量土地面積"、"寫標語寫總結"、"核發土地證"等等工作。做這些工作時,主要還是組織當地的老先生、民辦教師等人來完成。如果不是共產黨的崇高威望和解放軍的威懾力量, 對我這個一上臺講話就心跳臉紅的毛頭小子,他們才不會賣賬哩!

    我國在制定土改政策時,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蘇聯, 要寬大得多。當時蘇聯對地主、資本家和富農,多是斬光殺絕,趕出國境。據說我國東北哈爾濱一帶的白俄移民和白俄妓女, 就是那時從蘇聯逃出來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及其子女。而我國對地、富都分配一份與農民同等的土地和農具,讓其自食其力;對有人命血債的惡霸地主,經過公審,才采取鎮壓政策,頗得人心。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農村實際情況而制定的中國土改政策。

     

    1951春土改結束后, 我做夢也想在小縣城內能分配個安定的工作,因為這兩年盡在農村轉悠,這里打一槍,那里放一炮,換個地方又跑,真像打游擊一樣,在文化知識方面,很難得到提高,而自己的求知欲又極強。就在此時,領導通知我,土改已經結束,馬上就要開展"農村合作化"運動,調我到"縣委農村工作部"工作。心里涼了半截, 又要到農村"打游擊"去了。服從組織分配,不能討價還價,這鐵的紀律,我順從地跟著領導開赴"農村前線"去了。干什么工作,不能由我自主;想什么問題,任憑我海闊天空,就由不得你了: 我一心一意想當"作家", 盡管幼稚可笑! 我要好好安排如何實現我的"理想"了。我像以前參加 "土改"時一樣,忙完自己的工作以后,白天抽空,晚上熬夜, 將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寫成通訊向報社投稿,看報刊雜志,讀文學作品等等。當時的書報很少,只好借,只好"拿"。所謂"拿", 是指在土改查封地主家財時, 發現桐城縣的有些地主家文化素質很高, 家里有古書 ,也有現代書, 例如有三十年代左聯領導出版的文學雜志, 魯迅、巴金等的著作都有。他們中有不少是世代相傳下來的書香門第, 名門望族。據桐城縣志記載, 在這些族群里面, 明、清兩朝科舉時代曾涌現了 286名進士,居全國之首;在民國時代 ,居高官顯貴者, 亦大有人在; 在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斗爭中, 這些族群的后代有不少是參與者、急先鋒,如前外交部長黃鎮、前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等都是我們桐城人,還有不少人成了革命先烈。土改時這些人的家庭雖然被劃成了"地主",但"土改法"規定,都予以優撫照顧。農民對地主家的書是毫無興趣的,而我如饑似渴,不免"順手牽羊","拿" 了不少書,作為自己的精神食糧,說嚴格些,實際就是"偷"。桐城流傳一種說法,即:"偷書不犯法",何況我是"拿"地主的書!當時土改政策明確規定,只沒收地主多于當地平均數以外的土地、房屋和農具,其它如浮財、書籍等均不在沒收之列。我當時"拿"書的行為, 若被領導發現,一定會遭到批評的。當時就是這樣去適應環境,千方百計去提高自己,實現我的"理想" ! 與此同時,我仍與以前當土改隊員一樣,從包干制中力所能及地節約出零花錢,捎回家去,貼補母親和弟弟們的生活費。聽說我捎回的這點錢,大有用處。因為那時剛剛解放,農村極其困難,農民吃鹽都是用雞蛋去換。而我每月捎回10元8元的錢 ,都被村里人羨慕不已,并且"恭維"我母親說,你老人熬出頭了, 兒子能掙錢了等等......

     

     

    機 遇 與 拼 搏

     

    1951─1952年春,正值我在農村從事“農業合作化”試點工作時,從縣城傳來消息, 說國家要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急需建設人才,因而高校要擴大招生, 但由于戰爭創傷和剛解放不久, 應屆高中畢業生供不應求, 要抽調高中肄業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報考大學去,并且首批已從桐城縣抽走 5名。 這個消息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雖然我在桐城"簡師"只讀了三年書,按照普通初中算是畢業,若按四年制的"簡師"還不算畢業。但我為擠入"高中肄業"的隊伍,我說我們簡師是四年制,相當于高一水平,也算高中肄業。果然這一招很靈,過不幾天,我和幾名青年被選送到蕪湖市的" 干部文化補習班",重點是強化補習高中的"數、理、化"課程。補習班上教我們的教師,都是從重點中學抽來最有教學經驗的教師,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我們這些調干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 ,從高一到大一都有,我心里有數,自己的數、理、化基礎差,知道自己是老幾,必須認真對待,拼死拼活也要學好,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必須考上大學,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心愿。說也奇怪,我那時不知哪來的那么大精神,春困秋乏,別人午睡,我就是睡不著;別人在課堂上打瞌睡,我卻入了迷似的聽講、記筆記,老師講得又好,枯燥中帶幽默,理論中有實際,.....,結論簡明,我都一一掌握。在六、七十人的班上, 根據每次完成作業的水平,我受到老師的表揚,說我的思維能力非常敏捷。由于成績很好,我成了小組的輔導員,都說我進入名牌工科大學不成問題。 那時滿腦子里都浮現著大學生、工程師的影子。

    1952年正是全國各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 其它大學都是10月份開學, 唯獨中國人民大學是解放后新成立的新型大學, 不存在院系調整問題, 它是9月1日開學。于是首先派人到各省提前招生, 也到各省干部補習班挑選學生。因為我的成績在班上屬于前列, 被挑選到 "人大" 來了。來到 "人大" 以后,被分配到工業統計系,而且是?,不是本科,思想極其不通, 心想憑我的成績完全可以學理工本科,將來可以當工程師,為什么選我來學統計,將來當統計員?! 學習成績好, 反而倒霉,還不如成績差些,不被挑到 "人大" 來。想來想去,思想不通沒有用,以前也進行了"樹立新人生觀"的教育, 胳膊扭不過大腿,還要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分配,現實點吧!心想早點畢業也好,家里有老母幼弟還在嗷嗷待哺。 人要善于適應各種各樣的環境,"適者生存",自己創造條件去迎接挑戰。所以我在 "人大" 鬧了一陣情緒后,自我冷靜下來了,安心在 "人大" 學習,直至1953年夏,在"人大" 統計?飘厴I。在 "人大" 學習期間,我屬于調干生, 平均每月發給28元生活費。我每月除10元伙食費、3元零花外,剩下的15元全部寄回家了,作贍養老母和弟弟們的生活補貼。 別瞧不起這15元錢,那時在農村有這點經濟來源,就很不錯了。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就在1953年春,我的二弟斯慶因患腿瘡,無錢醫治,我在北京上學,也束手無策。 記得當時祖光兄還專門給我來信,要求設法給斯慶治病,否則后果不堪設想。當時 "人大" 的統計系對調干學生還頗照顧,給我補助了50元錢。 我立即寄回49元(我因身無分文,剩下那1元錢用作寄費了)給二弟治病?上系臅r間太長了,在接到下次回信時,二弟因并發肺炎而已去世。后來聽說,二弟也很懂事,知道家境困難,死前還囑咐母親,不要為他買棺材,埋掉算了,并且死前還要看我的照片, 懷念他在北京上大學的大哥。我聽到這些敘述,心如刀絞!剛剛16歲的少年, 就這樣在貧病交迫中死去,連一張照片也沒留下,多么可惜啊!母親老年喪子,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1953年夏,我在 "人大" 畢業后,校方及黨組織為我們作動員報告,那時 "人大" 的校長是吳玉章,副校長是成仿吾、鄒魯風等人 ,號召我們聽從祖國召喚,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 當時我們這些青年思想非常單純,沒有二話可說,根本不挑剔地區、專業、單位,真正聽從祖國召喚。記得在宣布分配名單時,系里負責同志叫名字:某某到東北沈陽;某某到唐山;某某到蘭州;某某到四川......,就是沒叫到我的名字。心想我是不是還回安徽省去?!也好,離家近些可以更好的照顧家。 幾百名同學的分配名單都宣布完了,最后念到了我和另外幾名同學,告訴我們分配到國家統計局 ,明天來車接我們。啊!原來我被留在北京,而且還分配到中央機關 ,做夢也沒想到。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做枯燥無味的統計工作。分配到統計局后,人事部門征求我的意見:可以搞工業統計工作, 這工作不僅和數字打交道,還要善于經濟分析,寫分析報告; 也可以做編輯工作,出版統計刊物和書籍,但對經濟理論和文字水平的要求都相當高。兩個部門都需要人,問我愿意到那兒去。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愿做編輯工作。那位人事干部審視了我半天,好像在說,別人都沒敢說去當編輯,你這個毛頭小伙子行嗎?但她既主動征詢意見,也就沒說什么。只是說:那好吧!先去試試,如果不行還可以調到其它司處工作。 我就這樣到國家統計局編譯室當上了"小編輯"。我周圍的人, 有高拱辰、蔣朝淵、曾定之、白江、王宗林、趙德育等幾位俄文翻譯, 那時全面學習蘇聯,專門翻譯蘇聯的經濟理論文章;有曾經在清華大學教政治經濟學的黃德一教授,還有一位解放前就大學畢業的郭大姐(郭靜君)等。當然,我周圍都是這樣高層次的人,重任不會交給我,說實在的,我那時也沒有那樣的水平。所以一開始就安排我跑印刷廠,刊物的排版,標題的美化、插圖以及一般的文字審校等工作。 我干得很起勁,的確學了不少東西,得到了鍛煉和提高。我于1985年能夠獨自一人編出了"吳黃綮秀紀念冊",以及我先后負責編輯、 編寫和翻譯的科技書籍,都和那時打下的基礎分不開。

    說到我在編譯室工作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 有一次在排版印刷刊物時, 由于校對錯誤, 將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高崗的名字印成了"高岡", 把高崗的"山"頭砍掉了。這責任也有我一份, 因我疏忽沒有校對出來?蛇@一下把我們那位負責的黃教授嚇壞了。我們就在高崗的辦公樓邊工作, 要高崗的"腦袋"還了得!(那時高饒事件還未發生) 他嚇得直愣神抽煙, 唉聲嘆氣, 兩眼發直,嘴里直"嘬魚刺",像要大禍臨頭。這位教授是個老知識份子, 要求進步,申請加入共產黨,正在批判自己的"舊人生觀",樹立自己的"新人生觀"。出了這么個大錯,他怕有理說不清。我倒是很輕松自如地來了一句 :"甭怕!現在是新社會,共產黨英明,不會搞文字獄的!"他瞪了我一眼:"你不怕,俺是頭頭,俺要負責任呀!"(河南口音)從這個小插曲里,可以看出建國初期老知識份子和我這個"小知識份子"兩種不同的心態。當然,這次的工作失誤,并沒有引起什么風波,采取"更正" 的辦法處理了。

    我在國家統計局工作期間,非常愜意,也得心應手。當時已實行薪金制,一開始我就被定為21級工資,月薪62元, 其中有一半寄回老家供養老母和弟弟上學用。居住與辦公條件也大有改善, 從東城北河沿小平房一下遷到西城三里河的小洋樓(是蘇聯專家設計的,即現在的計委大院),這在當時的北京城,已經很"美"了。 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對我國的建設很有利:在朝鮮,中國人民志愿軍與美國佬打成了平局,把所謂的"聯合國"軍扼制在"三八"線以南,迫使美國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在國內土改已經結束,農村形勢穩定, 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全國上下都處在火熱的建設高潮中。更重要的是, 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后,當時所實行的各項經濟政策,符合國情,深得民心,共產黨的威信空前提高。在這種形勢下,當時,我作為一個青年人, 也深受鼓舞,除完成本職工作外,也積極參加社會工作。我工作之余,就是讀書看報, 訂閱文學雜志,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以便能更好地勝任編輯工作。 我還像在農村工作時的理想一樣,幻想當一名作家,出出"名氣"。我的這種思想,在我1979年加入共產黨之前,一直當作"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受到批判和進行自我批判,可一直就是泯滅不了,F在看來, 成名成家思想,未必不對。作為一個人,在不違背社會道德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有點自己的打算和追求,又有什么不好呢?! 相反,如果失去了個人的理想和追求,不獨立思考,人云亦云,虛度年華,碌碌無為,豈不可悲嗎?

     

     

     

     

    第二次機遇


    我被分配到國家統計局以后,正趕上朝鮮戰爭 停戰。1949年共和國成立不久,即遇上朝鮮戰爭。 朝鮮與中國唇齒相依,唇亡則齒寒。當時毛澤東主席作了一個大膽的決策:出兵朝鮮, 抗美援朝。自我在農村土改時起,那"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的嘹亮歌聲,唱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僅就出兵朝鮮、敢與美國佬抗衡較量, 就足以顯示毛澤東的宏偉氣魄與英雄膽略。中國在朝鮮把美國佬頂住了,打了個平局,于1953年 10 月在板門店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戰場上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肯定是相當驚人的。記得我在土改時按照宣傳提綱就曾經大嗓門地宣傳過:"......志愿軍每打一發炮彈,就消耗二兩黃金,即相當于一個'中農'的全年收入....等" 以此形象的宣傳,號召農民節約、交納公糧、支援前線。農民兄弟們聽了以后,大吃一驚:"我的乖乖,那要打掉多少個'中農'呀?!"中國的農民勤勞樸實,也很容易滿足 ,土改時分田分地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只要一號召,送子參軍,肩挑車推運公糧,無怨無恨、默默作出貢獻,真是感人。那時提出的口號雖然是:邊建設,邊支援朝鮮戰爭。但實際上主要國力都用在朝鮮戰場上,F在戰爭停下來了,真正的大規模建設現在才算開始。 這時我在國家統計局編譯室工作,接觸的文件與首長講話較多,對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規劃很是振奮。那時國家計劃委員會, 集中了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高級干部和知名經濟學家,如高崗是國家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擔任國家統計局第一任局長,其他的如王思華、 孫冶方、狄超白、楊堅白等許多經濟學家都在國家統計局。當時正處在第一個五計劃的前期 ── 經濟恢復時期。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除需要資金、技術以外,更缺乏高級經濟和科學技術人材。面對美國對我國的經濟、技術封鎖, 中國只有一條路: 求助于蘇聯, 實行"一邊倒"政策, 全面向蘇聯學習。解決人材短缺問題, 有三個途徑: 一,國內培養; 二,吸引在西方的留學生回國; 三, 派留學生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但不可能派到西方學習, 那時東西方嚴重相互對抗,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派出留學的學生有三部分人組成:一,從目前大專院校中選拔優秀學生;二,從各機關選拔優秀的青年干部;三,高干子弟, 只要達到分數線,優先錄取,這是對革命功臣的照顧,當時人們認為合情合理,理所當然,并無怨言。從整個派出人數的比例來看,高干子弟的人數并不多。不久國家統計局人事司接到高教部通知, 根據本單位工作需要,可選派若干名青年干部赴蘇聯留學。

    我生逢盛世, 第二次機遇──赴蘇聯留學的機會又擺在我的面前了。但競爭也是激烈的, 因為分配到機關的大專院校青年學生很多,佼佼者比比皆是,而從中只能挑選4--5人。人往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我開動腦筋,要設法達到被選上的目的。我要變被動為主動 ,如其坐等被選上,不如主動采取毛遂自薦的辦法,上書領導:表決心,一定學好,學成歸國,報效祖國和人民。經過幾級領導的挑選和比較,我果然被選上了。我疑是夢, 幾次猛擊頭頂, 還是不醒, 證明夢想成真。真是飄飄然, 悠悠哉 !

    我奉命立即移交工作,復習功課,準備考試。由于我在"人大 " 學習過,有一定的基礎,順利地通過了出國留學考試, 被送到外國語學院,強化俄語訓練。獲得赴蘇留學是個難得的機遇,是我人生歷程中的第二次重大轉折。在當時國內外的特殊環境下, 青年人能獲得這樣的機會,確實不易,周圍的人都以羨慕的眼光刮目相看, 有的人干脆稱我們是"天之驕子"!可是我的老母親卻持相反態度,來信說不贊成我出國留學去。她說,你已經上過大學,而且分在北京大機關工作,掙的錢也不少,為什么心還是"張"的?要到什么外國去!母親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她苦了一生,兒子能混到現在這樣,已經心滿意足了,F在兒子又要遠走高飛,家里的生活又如何著落呢?!

    1954年夏末秋初,我回家探親,與家人作出國前的告別。在鄉下住了十來天,看到農村的經濟還很困難,母親的憂慮,不無道理。 我回北京后,將家里困難情況向單位領導作了匯報。 為了讓我安心學習,領導決定在我出國學習期間,每月給我家寄去20元的生活補助費,這種補助一直持續到1960年秋我畢業回國時止。享受這種待遇, 在我們被派出的四個人中,我是唯一的一個。祖國對我如此寬厚優待,我感恩不盡。我從心眼里立志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作出貢獻, 報答祖國對我培養的恩情.這種感情是樸實純貞的, 是出自內心的。

    我回家探親返京后,立即到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報到,強化俄語學習。教員是俄國人,助教是中國人。俄國人講,中國人翻,兩個人唱"雙簧",都是從俄文的32個字母開始,很有意思,但非常艱苦, 所有同學都在付出極大的勞動拼搏著。俄文字母中有個發卷舌音的 "p",俗稱"打嘟嚕",開始很多人都發不出來,我也是其中之一, 舌頭總是不"園滑",練得口干舌燥時,在嘴里含一口水, 像刷牙一樣在嘴里打哈哈......,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幾天絕大部分同學都會發卷舌音了。后來聽蘇聯人說,列寧的卷舌音也發得不好。大家聽后嘩然, "知道列寧都發不好,我就不費那么大勁了!" 少數幾位沒學會發卷舌音的同學,真的心安理得了,叫他練,他就說:"列寧都發不好,急什么!"后來我去蘇聯,在莫斯科郊外高爾克參觀列寧故居時,聽了列寧的講話錄音,證明列寧的"嘟嚕"真的打得不怎么園滑!

     

    學外語的思維邏輯,就像計算機一樣,要在腦子里另設一個"外語存儲控制系統",用另一種語言思維邏輯去組合你所記住的單詞, 形成一個完整的句子來表達你的思想。當你用耳朵、眼睛 "輸入" 外語, 或用嘴巴、手 "輸出" 外語時,最好不要和你腦子里的"漢語存儲控制系統"攪在一起。也就是說,最好不要先想漢語, 再用腦子翻成外語說出來、寫出來,或者先想外語,再用腦子翻成漢語聽進去、看進去。兩種語言的"存儲控制系統"應該是"并聯狀態"而不是"串聯狀態"與思維神經連接,這樣你的外語水平才能真正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俄語與英語比較,俄語語法難,發音易;而英語則是語法易,發音難。我們在外語學院學俄語,主要是學習文法和生活用語。 真正掌握專業用語,是到蘇聯以后的事了。 因為留學生學習的專業各行各業都有,在國內短短一年的強化教學中,不可能再學專業詞匯, 也沒有那樣的師資條件。

    在外語學院學習后期, 高教部就陸續為準備出國的留學生進行外事教育、禮儀教育和國際形勢教育等等, 這是非常必要的, 像我這樣的 "土包子進北京城", 許多 "土氣" 還未改掉, 現在一躍又要"出國",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一定洋相百出, 所以加強文明禮儀教育,尤為必要。出國留學生的言行舉止以及衣著,都是新中國青年的"榜樣",國家很是重視,除上面所講的對我們進行文明禮儀教育、提高文明素質外,還為我們制作高級"包裝" --- 為每人量體裁衣。制作的出國服裝:從皮帽、皮大衣到夾大衣、風衣; 從西服到中山服、

    內衣、內褲;從皮靴、皮鞋到運動鞋等等,應有盡有, 每人兩大箱子,足夠五年穿用。這些東西,都是純天然材料制成, 那時還沒有什么"毛滌"、"滌綸"、"人造革"之類的東西,都是真毛真皮、 純絲純棉。我們這些人從來也沒見過這

    樣的貴重衣物, 一個個都像發了橫財的暴發戶,樂得合不攏嘴!到了蘇聯以后, 我們才知道國家花錢這樣來"打扮"我們,是有她的道理,原因就是出在人民幣與盧布比值不合理上面。當時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是1:2,即1元人民幣等于2個蘇聯盧布。但當時1個蘇聯盧布的實際購買能力,只相當于人民幣的1角錢,吃虧約5倍。這都是蘇聯"老大哥"強加給中國"小弟弟的條件。當時中國與蘇聯貿易多是以貨換貨,每年簽訂"中蘇換貨貿易協定",沒有國際通用的自由兌換的貨幣。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學習的學費、生活費等都是強行按1:2的比率付給"老大哥", "老大哥" 從中嫌去不少錢。在蘇聯的外國留學生,沒有地方"打工",沒有地方找第二職業,全靠派出國家發給的少量助學金生活。所以,不難想像, 如果不給我們多發點"包裝",祖國必須以多于國內5倍的代價, 為她的兒女在國外添裝。她怎能不為自己的兒女著想, 而去白白填滿別人的腰包呢!祖國,你用心何其良苦啊!

     

     

     

    開 始 留 學 生 活

     

    1955年9月份,我們幾百名留學生用國家發的"包裝", 幾經喬裝打扮,西服革履(但別別扭扭,很受約束,真不如穿件舊制服舒服),從北京乘坐專列火車,沿途經沈陽、長春,最后從中國滿洲里出境開往對方邊境小城赤塔,經蘇聯邊防海關檢查后,火車經西伯利亞直奔莫斯科。

    在中蘇邊界火車出入境時,雙方火車都要"換輪子"。所謂"換輪子"實際是變換兩輪之間的"輪距"。因為蘇聯的鐵軌是"寬軌",進入我國以后則是"窄軌"。這也許是過去的中國提防沙皇俄國的火車不能輕易入侵,是有其軍

    事戰略意義的。記得我小時候在桐城 "簡師"上地理課時,地理老師把沙皇俄國修筑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形容為是一把鉗制中國的大鐵鉗,還想入侵中國,"夾"中國的領土。出于沙皇俄國的侵略與壓力,腐敗的滿清王朝被迫簽定了"愛暉條約"、"尼布楚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割去了中國的大片領土。地理老師說,"蘇武牧羊北海邊"的 "北海",就是現今的蘇聯貝加爾湖,許多地名如: 海參崴(弗拉迪沃斯托克)、海蘭包(布拉戈維申斯克)、伯力( 哈巴羅夫斯克)、廟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原都是中國名字,被割去后, 才改用現在的俄國名字等等。在我的印象里, 這位地理老師特別善于講課,引經據典,博古通今,既是講地理,又是講歷史, 善于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我們這群小孩聽得頗為入神,咬牙切齒,感到屈辱,激發起了民族感情?晌胰f萬沒想到,八、九年后的今天,我竟乘火車就在這把"鐵鉗"上飛快地向西急駛著、顛簸著......

    載著我們這些學子的專列駛入蘇聯境內后, 列車員統統都換成蘇聯姑娘!餐車上的飯菜也統統變成了俄國式的西餐。 由于烹調方法和飲食習慣的不同,一進餐車就惡心:膻味、怪味, 根本不像中餐的色、香、味俱全的水平。列車奔馳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 很少見到人影,與在中國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時,由于長途乘車的疲勞,我們都走出車廂,在月臺上由人指揮, 統一口令列隊做*,整齊劃一,頗為美觀, 因而引來了不少蘇聯老百姓的好奇和圍觀。這些蘇聯老百姓的衣著、談吐, 也不像電影上那樣的華貴高雅,而是粗壯樸實、豪爽可親, 從眼神中都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人非常友善;當問到我們到那里去時,我們說"到莫斯科,我們是學生 ,向你們學習來了!"他們個個伸出大拇指說:"馬拉茄子(俄語:好樣的)!我們還沒去過首都莫斯科哩。"

    車廂里的列車員都是年輕的蘇聯姑娘, 在蘇聯境內五天五夜的車廂生活,我們相處的非常好,因為大家為了學習俄語口語, 個個都愿同本車廂的列車員談話、打交道。我們搶著干活,不讓她干,只圍著讓她與我們說話、聊天或者唱歌,時不時還向她贈送小禮物,這些列車員很少能碰上這樣熱情的乘客,高興不已.當列車到達終點站莫斯科,我們分手時,列車員個個戀戀不舍,淚流滿面。

    我們到達莫斯科以后,大使館早已為我們作好準備,讓已在蘇聯各高校學習的中國老留學生, 將我們一一領走分赴各高校。當然, 不全是集中在莫斯科,而是根據專業情況和蘇聯各高校承受留學生的能力,分布在十幾個城市(如莫斯科、列寧格勒、烏克蘭的基輔、哈爾科夫,白俄羅斯的明斯克......)的幾十所高校。學校及專業的分配方案,在出國前即已宣布。我是國家統計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的計算機系學習。俄文名稱如下 :

    《 Μосковский Экономико —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簡 稱 " М Э С И " 》

    我們那時國家分配學什么就學什么,個人毫無選擇的余地。 那時蘇聯高校均已開學,我即刻被領到班上,交給"班長"。全系的外國留學生僅僅兩人:一個是匈牙利姑娘,另一個就是我這個中國人。我立刻跳進了蘇聯人的海洋里,聽到的、看到的、 接觸到的全是嘰哩咕嚕的俄語,而且全是按照蘇聯人的上課進度向前趕,我一開始由于語言的障礙,一下子懵了,在課堂上像坐飛機一樣,暈暈乎乎。 我最愛聽數學課,公式多,"看圖識字",易于理解,而有些課的教授只講不畫,例如哲學、經濟學等,我就發怵。下課后只有借蘇聯同學的筆記并結合教科書,回到宿舍抄筆記、查字典,再以幾倍的時間來消化當天的課程?梢哉f除了吃飯、睡覺,其他的全部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壓力大極了,F在看來,到歐美留學,都有個"語言要求", 比如到美國留學,讀大學的"托福"成績必須在500分以上,讀研究生的"托福 "成績必須在550分以上,否則,其它成績再好,都一概不予錄取。這完全是對的。而我們那時,從俄文字母開始,只強化了一年俄語,在"老大哥"的照顧下,一下就進入蘇聯高校學習,真是受夠了"洋罪"。 中國學生的勤奮是有名的。每到禮拜六和禮拜天,圖書館閱覽室里,座無虛席,全是黑頭發的學生── 我們中國人!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年下來,我們的語言關基本通過。

    我在第一學期冬天,還有一個"驚險"的插曲 -----我累得吐血了!不斷的咳嗽,并且痰里帶血。我想壞了:吐血,得了肺結核,我該被遣送回國治病了(在我之前是有先例的)。因為在蘇聯治病, 國家要付給"老大哥"高昂的醫療費。為了弄清吐血的原因,我到醫院檢查,醫生向我詳問病情,讓我回答。我由于當時語言還未過關,專業課的術語還未搞清楚,突然讓我回答許多醫學術語問題,我無法表達, 就像說啞語一樣,比比劃劃。"你有結核病史嗎?"我聽不懂,只是說:" 我咳漱,痰里血。"他又問:"你過去照過X光發現肺部有陰影嗎?" 我回答還是那句老話:"痰里帶血!"簡直是所問非所答。凡是我聽不懂的問題,我都以"痰里帶血!"來回答,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要求醫生搞清楚我為什么會"痰里帶血?"醫生問我何時來蘇聯的?蓋什么被子?穿什么衣服?平時鍛煉嗎?每天睡幾小時? 中國老家的冬天氣溫是多少度?等等,這都是口語交談,我都回答了。 醫生瞅我這疲憊而又滑稽的樣子,給我開了藥方并讓我照透視,一周后再來。一周后我再去看醫生。醫生看著透視片,并見我咳漱已好轉的情況,微笑拍著我的胸脯,逐字逐句地吐著俄語說:"馬拉爵士(意即小伙子),你的肺部沒有問題,不要怕!‘痰里帶血’可能是兩個原因造成的:1. 你第一次經受莫斯科這樣的寒冷天氣, 而今年又是自列寧逝世以來最寒冷的一年,你是生長在中國的南方,突然來到莫斯科過第一個冬天, 你的氣管受不了,受刺激出血。 2.你要多鍛煉,多休息!"我如釋重負,遵照醫囑開始注意自己的作息時間了

    我所學的專業 ── 計算機,在統計部門實際是交叉學科,對學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經濟統計知識,更側重懂得計算機科學, 盡管那時蘇聯的計算機領域還比較落后,學的用的都是電磁式、電子管式計算機。所以我們學的課程比較多而雜:有數、理、化,有電工、機加工、制圖、熱工、金相、微電子,也有會計、統計、企管等等,當然,計算機、計算技術等,更是重點了,所以學習任務較重。 好在經濟、統計、政治經濟學、哲學和數學等,我在人大都學過,有一定基礎,花的功夫不大。學生畢業后授予"經濟工程師",主要分配到各級政府經濟統計部門和大企業的計算中心、計算站工作。我們這個系,是學院的一個大系,在系學生有一千多人。但女生占三分之二,究其原因:從專業工作上看,這種職業適合女性擔任;從整個蘇聯社會來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另據調查,全體學生中, 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父親, 因為他們的父親大多是在與德國法西斯浴血奮戰的衛國戰爭中犧牲了。每當我到蘇聯同學家作客時,他們母子(或母女)談到死去的丈夫和父親時,面色深沉, 心靈深處露出不可彌補的損傷。蘇聯人民痛恨德國鬼子,如同中國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樣,因為我們兩國人民都共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蘇聯同學的生活比較艱苦,家住本市的學生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學校規定,凡本市學生不許住校),每天坐地鐵、擠公汽上學。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問題自行解決,學校只向極困難的學生提供宿舍。學校對學生的生活不大包大攬,實行獎學金制:每學期各門功課的成績都在4分以上者(蘇聯實行5分制,4分即相當于百分制的80分), 給予獎學金(都是5分者,給的多些);如果有一門功課出現了3分, 則取消獎學金。獎學金的數量僅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費。副作用則是考試時作弊, 因為大家都為了爭這一口飯吃, 怕出現 3 分, 考試時相互"幫忙"。 我們留學生都住在城里的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宿舍,一般都是四人共住一間。學生大約一半是蘇聯人, 另一半則是來自東歐和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蘇聯人中間, 有很多是來自蘇聯中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少數民族的學生,如:土庫曼人,哈薩克人,阿塞爾拜疆人,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立陶宛人,猶太人等等。 所以我住的那座學生宿舍(他們叫大學生城)真正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 但大家使用著一個共同的語言----- 俄語。 多民族學生和睦相處、混住在一個學生城里,給我們大家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機會。

    首先,各國同學都對彼此民族的人文風俗感興趣,這經常是我們在一起聊天的話題, 我們都從中了解到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奇聞逸事,同時也是宣傳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好機會。他們對中國認識的共同點是:一.對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都表示欽佩; 二. 對近代中國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較多。

    在這些人中間, 也不乏大國沙文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比如有些蘇聯人,特別是俄羅斯族人,自侍他們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地位,自認為自己是中國的"老大哥",有時與我們閑聊時竟口出狂言:"蘇聯已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你們中國干脆歸并到蘇聯,成為蘇聯的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吧。程,你贊成嗎?"聽了以后,真是令人生氣。想想這都是閑扯,不需發火,都是同學,但也反映這種人的傲慢態度,應送他一顆軟釘子吃吃。我說:"不對!親愛的,哪有人少的合并人多的, 你們雖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合起來只有兩億多人口。 而我們中國有六億多人口(當時的統計數字),是你們的三倍。 所以還是你們合并到中國來吧,中國也是多民族國家。怎么樣?" 小伙子聽我這一通反駁,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來了一句:"赫得爾(滑頭)!"大家哄笑了之。對這種人,我也常常動動腦筋,伺機"挖苦"一頓。記得還是這位" 企圖吞并中國"的同屋俄羅斯小伙子,個高英俊,但幾乎混身是毛,因為我們住在一室,飲食起居,看的清楚。他的絡腮胡子從嘴上長起, 經過脖子、前胸、肚臍眼一直"綿延"到屁股后, 腿上和胳膊上也都長著粗黑的汗毛。他每天必須刮胡子,臉皮都刮青了,隔天不刮, 胡茬子就冒出來了。而我們中國男人,幾乎沒有像他這樣的,尤其是我 ,幾天不刮, 也長不出個毛來,而且除有關部位有點毛外,軀體的其它部位都光滑白皙。這位俄羅斯小伙子覺得奇怪,一天忽然問我:"程,我這混身是毛,真難看。每天還必須刮胡子,真煩人!我要像你這樣,我就省事多了?赡闵砩暇蜎]有這么多毛,是咋回事呀?" 他這問題我早就想好了,他這次主動提出來,我抓住機會戲謔他說: “這問題很簡單!人種不一樣。米沙(他的名字),馬列主義教導我們,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人類起源,人是從猴子變來的。我們中國人變得早,進化得早,身上已無猴兒的痕跡了。而你們,特別是你, 起碼比我們要晚進化幾十萬年,身上還有猴兒的痕跡, 所以你身上的毛多嘛! "我這一 陣戲謔,把他也逗樂了,他又來了一句: " 程, 你實在是個聰明的赫得爾(滑頭)!"

    在留學生中,除中國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見到的德國人(東德)也很用功,他們的成績、紀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現等都很不錯,作為一個民族的氣質,可以說是一流的。但他們之中,確有種族主義分子。有一學期我同宿舍的一位蘇聯人叫瓦洛嘉,同我很要好, 彼此尊重,無話不談。有一次他告訴我:" 常來找我玩的那位德國日爾曼人對你們中國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問怎么啦?他說那位日爾曼人對他說:"我們都是白種人,少跟中國人(黃種人)打交道。"我聽了很腦火。我說下次他再來,我將教訓這個小子:"種族主義分子,不許進我的屋。"瓦洛嘉見我認真了,連忙說:"別說他了, 你如果這樣,他將責怪我出賣了他。其實, 他這種納粹思想我們俄羅斯人也很不贊成。他跟我說白人比黃種人優越;他和日爾曼人一起又會說,日爾曼人優越于其他一切白人,實際上他也瞧不起我們俄羅斯人!" 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見到那位德國人,連頭也不點了。 我們是新中國派出的青年,出國前后,經常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任何外國人面前不卑不亢, 可以說當時我們全體留學生都能做到這一點。

    蘇聯人的性格非常開朗、豪爽,尤其是俄羅斯人,他們絕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彎彎繞繞,他想說你不是,他就當面說;他捧你, 真是出自內心。提問題單刀直入,不拐彎抹角;他們之間也很少窩里斗和嫉妒心。記得1956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個人崇拜以后, 在蘇聯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同時, 對赫魯曉夫的一些政策和行為也有不滿之處。我們經常聽到蘇聯人發泄不滿:"**禿子你媽!你早干嗎去了?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你叫他爸爸;他死了,你又起來反對他!呸, 虧你是共產黨員!"這種罵聲以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最多,因為斯大林本身就是蘇聯的少數民族,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赫魯曉夫上臺后, 大抓農業,組織青年人到邊遠地區開荒。這樣首當其沖的是青年學生,每年暑假得不到休息,都要到邊區開荒勞動,收割玉米莊稼。一時間"禿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魯曉夫的綽號、代名詞。蘇聯人對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發泄不滿,一般都不分場合。當著自己同胞的面罵,當著我們這些外國人的面也罵,也不怕別人去告密!不像我們中國人經常搞"內外有別"!"有意見通過組織提,不要在群眾中間散布......"等等諸如此類的做法。當然,更不能在外國人面前亂說了。 如果我們稍微有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思想,那么1957年也不會糟踏那么一大批有作為的知識份子,把他們打成"資產階級右派",1959年也就不會把剛直不阿、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難道彭老總的"萬言書"不是通過"組織渠道"遞上去的嗎?所以,我總感到,那時蘇聯雖然也在"鐵腕"人物統治下,但他們的" 社會主義民主"還是比我們強。

    自1956年蘇聯反對個人崇拜后直至我1960年畢業回國前, 我們中國留學生經常被蘇聯人提問的問題是:"你們中國毛澤東有個人崇拜嗎?"一開始我們都吱吱唔晤,回避這個問題,或者干脆回答說:"沒有!" 但我們誰也沒敢說:"毛澤東有個人崇拜!"因為我們都是"受黨多年教育"的青年人,知道這種關鍵話絕對不能亂說。但這些問題,都由各校留學生黨支部匯報到大使館了。后來大使館黨委通過各校黨支部向全體留學生傳達:"凡是蘇聯人問我們毛主席有無個人崇拜時, 我們統一口徑,一律回答:沒有。"后來蘇聯人發現我們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有人也就笑笑說: " 赫得爾(滑頭)! 這不是你們的心里話。哦咳! 是你們大使館統一教你們說的吧?!"

    在那些年里,從蘇聯社會一直到學校講壇,我已隱隱約約發現中蘇兩黨之間有分歧了。比如,在1957年蘇共處理"布爾加寧、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的反黨集團",我們在政治課堂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我也侃侃而談, 但蘇聯教授提醒我:"程,不要忘記, 你們中國也有個高饒反黨集團,不要奇怪!"(實際是: 不要幸災樂禍 ! ) 我一聽,知道話中有音,從此以后,對這些敏感問題,我不再多嘴多舌了。

    在蘇聯學習期間,我與蘇聯同學相處得比較不錯,常串門、常聊天、講笑話,彼此經常提些不著邊際的怪問題。比如,蘇聯同學或老師, 他們在讀俄譯本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常讀到用"王八蛋"一詞罵人表示不解,問我"王八蛋"(俄譯就是烏龜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們解釋說,老婆偷漢子,丈夫就是 "王八", 偷漢子生下的孩子,就是"王八蛋","王八和王八蛋"在中國都不是好東西。蘇聯人聽了以后,捧腹大笑,說:"根據你這種解釋, 那我們蘇聯的王八和王八蛋就太多了。"他們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在蘇聯男女兩性關系較之中國亂得多了。關于我對"王八蛋"一詞的解釋, 他們并不滿意,又進一步刨根問底:" 老婆偷漢子生下的孩子應該是野漢子的"蛋",為什么還是王八的蛋呢?"把我問得也張口結舌。 我到現在對罵人話"王八蛋"一詞始終沒有考證清楚。

    俄羅斯人是白種人。白種人一般都是金發碧眼, 俄羅斯人金發碧眼者居多數,但有不少俄羅斯人是褐發褐眼、灰發灰眼、 黑發黑眼者,品種很多,對此我們也表示不解,有時就問他們。他們很坦率地直言不諱地說:"那是從前黃禍時期,你們中國人強奸了我們俄羅斯婦女的結果, 生下了許多混血王八蛋,這些王八蛋的后代就不是金發碧眼了!所以才出現了這麼多**。" 這些詼諧的回答,叫大家聽后忍俊不已,但品其余味,卻很苦澀。歐洲人談起黃禍,如同談虎色變。我忙解釋說 ,那是中國元朝時期蒙古人干的,不是漢人干的。 我們留學生中也有蒙古人,蒙古人聽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樂滋滋的。 據蘇聯同學說,現今城市的俄羅斯人、 特別是有文化的俄羅斯人不擔心黃禍再來肆虐歐洲。但邊遠地區的農民們,特別是老年人還害怕黃禍,因為民間有關"黃禍"的殘忍傳說很多。我想這完全可以理解。我們漢人中有關中秋 "吃月餅" 的傳說 ,至今不也是詡詡如生嗎!?

    我在蘇聯留學期間,住的宿舍(四人一間) 每學期都要重新調整一次,合住的伙伴年年有變化,因為年年有畢業離校的。所以僅就宿舍伙伴一項,接觸的人就比較多,而且一住就是一年, 彼此了解的深度、敞開思想交流的廣度都比較深而廣, 從中不僅了解到對方民族的人文歷史,風俗習慣,也了解了他們的政治觀點,F舉幾個例子 ,介紹如下。

    1956年我同室伙伴有兩位匈牙利人, 都是匈牙利工人黨(共產黨)黨員,平時表現很好,積極向上。自匈牙利事件被蘇聯坦克鎮壓下去后,他利用假期回國探親了;貋砗, 情緒極其消沉、低落, 唉聲嘆氣,跟我訴說了蘇聯人如何欺侮他們、奴役他們,連中學里都派駐有蘇聯人,他們忍無可忍!人民揭桿而起, 但被他們鎮壓了,槍殺了許多匈牙利人民!我那時很天真,"受了黨的教育"多年,維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還為"老大哥"辯解:"不會吧!蘇聯在我們中國可沒有那樣!"他說:"程,請相信,我是黨員,說的全是真話。 你們中國不一樣,你們是大國,有六億多人口, 再加上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們不敢欺侮你們!可我們匈牙利是個小國啊!"說著幾乎掉下眼淚!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 各國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團前往莫斯科慶賀,中國也不例外,并且毛澤東主席親自率領代表團前往祝賀 !毛主席的到來,引起蘇聯社會各界的重視與歡迎,赫魯曉夫也很高興,準備舉行隆重的群眾歡迎大會,迎接中國代表團的到達。 此舉被毛澤東婉謝,說各國共產黨都是平等的,沒有組織群眾大會歡迎別國代表團,單獨歡迎中國代表團不妥!毛主席的決斷完全正確, 也為蘇聯人解決了難題,同時也更顯示出毛主席的偉大,一時在蘇聯社會傳為佳話。但是,在四十一國的共產黨、工人黨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在會上掰著手指分析世界形勢時說(大意):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主張和平,但也不怕美帝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接著毛澤東又說了(大意):世界大戰暴發了,扔原子彈了, 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國還有三億人口,蘇聯還有一億人口, 世界仍然是我們的。......這些話傳出去以后, 蘇聯社會上大多數人大不以為然,因為蘇聯在二戰中死人太多了, 都死怕了。我同室的伙伴、同學,甚至教授在我們面前指責毛主席:"毛澤東的分析太可怕了, 把世界人民的命運看得那么輕率......世界死了一半人, 還建設什么共產主義?"一下子毛主席的形象在蘇聯人心目中失色了!

    1958年我國在臺灣海峽金門炮戰開始時, 不僅是赫魯曉夫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蘇聯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蘇聯同學都頗為擔憂, 怕引起世界大戰,把他們卷進去,破壞了他們的和平生活。從當時蘇聯社會看,一句話可以概括:不僅蘇聯政府不愿卷進戰爭, 蘇聯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勢被繃得緊緊的透不過氣來。 從他們的言談話語中,好像中國人就是好斗、好戰!是一只好斗的公雞! 這當然是從他們的民族利益出發。

    1957年毛澤東主席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期間 ,在百忙中于 11月 17日接見了我們在莫斯科學習的全體留學生, 地點在列寧山上莫斯科大學大禮堂。當時我們青年學生出于對領袖的無限崇拜, 早早就在大禮堂等候。當毛澤東主席漫步走到主席臺上時, “毛主席萬歲!”聲如雷貫耳, 掌聲經久不息, 足足持續了三分多鐘。當時陪他入座的有總書記鄧小平,國防部長彭德懷和宋慶齡副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在這次接見會上, 毛主席給我們的講話, 足足有一個小時之久, 他的名言: “東風壓倒西風”和“世界是我們的, 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毛主席講話時, 整個大禮堂鴉雀無聲, 恭聽他的教導, 連旁邊人的呼吸都能聽到。當時, 我們虔誠得像一群清教徒一樣, 對待自己的圣人和天主! 我就在他講話期間, 偷偷地扣動了像機的快門,“咔嚓”一聲, 為他老人家拍了一張像。因為大家都在鴉雀無聲地聽講, 快門的聲音就顯得很大, 因而我還受到周圍同學們的責怪, 說我不好好聽毛主席的講話。這次的接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現在回憶起來, 還如同昨日! 我觀察得很仔細,連每個細微的動作都不放過。 記得我們全體學生掌聲雷動、高呼萬歲時, 臺上臺下都連成一片。但我總是感到彭德懷元帥的精神始終沒“激動”起來,繃著個臉, 兩只手像拉手風琴似的慢慢鼓著掌。當時我還想:“他天天同毛主席在一起, 哪能像我們這樣激動! 不奇怪!笨墒, 我現在回想起來, 當時彭老總是否已經察覺到我們在制造“個人崇拜了”!?

     

     

     

    留 學 生 的 政 治 生 活

     

    我們去蘇聯之前,接受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教育。所謂愛國主義,就是凡有損祖國、黨和人民的話、事不說不做; 所謂國際主義, 就是凡有損中蘇友誼、社會主義大家庭團結的事不做,并且本著這兩大原則去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問題,這是當時我國的方針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國留學生的學生會主席, 是個芝麻大的"官", 因為總共只有 8-9 個同學, 幫助支部跑跑腿,干點實事。比如,每到"十.一"國慶節時,我就跑大使館借圖片,在我校舉辦新中國建設成就圖片展等等;學;蚬S舉行慶祝我國國慶的晚會,我就負責組織和聯系在會上發言等。我有一張周總理接見留學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這張照片對我來說,非常珍貴,我最敬仰周恩來總理,我悄悄地留下了這張大照片,沒有還回大使館,一直保留至今。

    在學校,我們恪守在蘇聯人面前不議論他們國家和黨的內部事務。對于學校教務上的事情和問題,我們不主動去反映或干預,由蘇聯人自行解決。

    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有嚴密的組織機構。凡有中國留學生的蘇聯高校,都成立了黨支部和留學生學生會組織,直屬駐蘇使館的黨委和大使領導。黨中央有關國內外的大政方針政策,都能及時地向留學生傳達,留學生的一言一行都能受到黨支部的監督和指導。我們學生也可以自己花錢訂閱國內的報刊。由于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盧布就可以訂閱國內報刊,所以我也就訂閱了"人民日報"和其它技術雜志。

    那時,我們這一代青年,都特別聽話,真是黨指到哪里,我們就走到哪里。但畢竟生活在外國,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外界影響,年輕人思想活躍,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尤其是在國內外形勢遇到"大風大浪"時,各種各樣的想法就應運而生,因而也可能與"黨的方針政策"有相悖者、有出入者!

    說良心話,我對共產黨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有什么想法,出了什么事情,我都能向支部敞開心扉、及時匯報。比如,1955年秋我出國后不久,就接到家中來信,家庭成分被改劃為"地主"了,盡管我有不同的看法,我都如實向支部匯報了。我不便"抗爭",抗爭也無用,因為是地方上干的壞事,國外大使館也無法受理你的"爭辯",弄不好可能還惹一身臊。在我們留學生中,也有一些出身于"地主"、"資本家"家庭的。當時支部負責人告訴我、安慰我: "我們的政策不唯成份論, 重在表現!"我聽了很舒服。出國前,高教部曾向我們宣布:你們出國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在國外不發展黨員。申請入黨者都等學成歸國后再說。我在機關本來就是申請加入共產黨的積極份子,留學后也暫時打消了入黨的念頭。去蘇聯后不久,支部書記張英華同志宣布,接到上級指示,在國外的留學生中,也可以發展黨員,我立即向支部遞上了申請,不久在無意之中,我見到過大使館黨委給支部的書面通知:"同意發展程斯煌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當時是學生會主席,以為是給學生會的通知,誤折了這封信。這是1956年的事。

    1957年是國內"風吹草動,大風大浪"之年,即先是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提意見,繼之開展反擊右派言論,劃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右運動。說實在的,我們這些留學生們也是始料不及的。

    1957年暑假我校中國留學生( 8-9人) 大部分回國探親休假了;我因北京無家,農村老家的老娘又被劃成"地主分子",我無家可回。所以整個假期我除了跟中外同學一起外出旅游外,其它時間就讀書和看"人民日報"。在這一段時間里,我的思想也很活躍,感到"人民日報"一改過去"一言堂"的報風,現在批評共產黨的文章也敢登出來,而且有些言詞還相當激烈。這些文章在留學生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我在開會或閑聊時,也常常觸及這些問題。我那時年輕,血氣方剛,思想活躍,敢于亮出自己的觀點。我曾說過:"報紙上某些人的意見是對的,說到點子上了,這些人有頭腦,真心實意幫助共產黨整風......等等。"后來"人民日報"又來了180度的轉彎,不是號召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而說是"引蛇出洞"抓右派分子!我那時曾經流露過:這樣做恐怕不妥吧!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叫人家提意見,現在又"反擊"人家,有點失信。本來有人就怕共產黨設圈套"引蛇出洞",這不正好證明人家的顧慮是對的嗎?甚至說過對待章伯鈞(是我的桐城老鄉)這樣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有些"過河拆橋"的味道......等等與右派共鳴的"謬論"。我記得我的這些"謬論"有的同學聽了后,與我也有"共鳴"的,但是她或他看來有政治斗爭經驗,只是笑而不答,笑中帶澀,搖頭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

    1957年國內反右斗爭結束以后,留學生在大使館和支部的領導下,利用課余時間展開"紅與專"的討論,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兩條道路選擇:一條是跟共產黨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另一條是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并且明確指出:留蘇學生不要自認為自己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就世界觀而言,若不自覺改造,仍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據駐蘇使館黨委的統一布置,1957年9月以后開學不久,我校黨支部花了一大整天的時間,從早到晚召開會議,由支部書 記戈泊同志主持。前半天由五、六位問題不多的同學分別表態表決心,擁護黨對知識分子隊伍的分析,接受改造;后半天重點是結合我的言行,集中火力對我進行批判和幫助。倒霉的是,這學期我的"熱工學"課沒有通過考試,我最討厭這門課,什么金屬在多少溫度下,然后拿出來用油或水"淬火",金屬獲得什么樣硬度、強度等等。我學計算機,將來又不當"淬火"專家,好多數據記不住,考試時,想混過去。偏偏遇上個"較真"的蘇聯教授老頭,給我個"不及格",下學期補考。雖然我其它主科都考得不錯,但有這一門課"現了眼",當時在留學生中是不多的。這樣,在"幫助會"上,我的言論帳和不及格帳合在一起算。連我同室的蘇聯朋友會后都問我:"程,你們開什么會,那么長時間?只看見別人嘴巴動,你的嘴巴怎么不動?!你們中國人真有耐性,不嫌累!"我只有苦笑,我在"接受幫助",我的嘴巴怎么敢動哩!這次我受了很大的震動,也很害怕。所幸的是,支部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在國外留學生中,只是開展學習和提高認識,不搞劃右派分子工作。這種決定可能是:一,在國外搞劃右派,不合時宜;二,也是怕出問題,著名的鋼琴演奏家傅聰,就是因為其父傅雷在國內受迫害被劃成"右派"而從波蘭出走西方的(那時他在波蘭留學學音樂)。支部的同志,包括書記戈泊同志,對我仍然很好,批一通就算過去了。我們都是知識分子,都很正派,能夠相互理解。

    此后,我在蘇聯學習期間,沒入了黨,支部取消了發展我入黨的計劃。我不再趾高氣揚,盲目自負;不敢再"胡說八道",遇事三思而后行,學會"夾著尾巴做人"了。在公眾面前,我隱藏了自己坦誠的個性。

    五十年代,國內的一些做法, 蘇聯人有贊成的, 也有不贊成的。這些情況,我們生活在蘇聯人中間, 言談話語、思想交流之間,我們感覺得出來。在中蘇關系融洽時代,我們中國"人民日報"、新華社等的主要報導,蘇聯的"真理報"和塔斯社也都全文轉載或摘要刊登,中國所發生的情況,蘇聯人民第二天也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國開展公私合營運動,資本家敲鑼打鼓將自己的財產送給政府"公私合營",大資本家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主席獻禮、報喜等等,"真理報"上幾乎天天刊登中國的圖片和文字報導。中國用和平方式解決資本家問題,大受蘇聯人民、學者、教授的贊揚,從言談話語中,他們擯棄蘇維埃初期對"資本家、地主、富農"采取斬盡殺絕、趕出國門的極端做法,而認為中國和平解決資本家問題,是中國的一項創舉!但他們對1957年中國許多知識分子被劃成"資產階級右派"表示不解和異議。記得我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在課堂上引經據典: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他們是從屬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他們就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 ,他們就為無產階級服務。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談不上什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什么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聽后,知道他是針對中國的"毛澤東思想"說的。

    1958年我們國家開展"大躍進"運動,工農業一齊上,工業大辦鋼鐵,農業大放"衛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個小孩,真理報也天天報導,把蘇聯人也一下搞懵了。中國要超"英",赫魯曉夫也不甘示弱,頭腦發熱,蘇聯要"趕美"。一時間,世界就像只是蘇聯和中國的天下。但畢竟有冷眼旁觀者,有頭腦清醒者。我聽說,有幾個在蘇聯農科院留學的中國學生,1958年暑假從國內回到蘇聯后,因大受國內"大躍進,放衛星"的啟發,也要"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利用實習機會,要在蘇聯搞"試驗田,放衛星",米丘林的弟子、蘇聯農科院院士兼院長李森科得知后,馬上表示支持,要多少土地,給多少土地;要多少化肥,撥多少化肥。并且說:"如中國人在蘇聯土地上放出了中國式的衛星田,密植的莊稼上能站個小孩,我李森科不當蘇聯農科院院長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魯曉夫委任我的中國學生來當!"科學家根本不信你這一套。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五十年代末期,中蘇的蜜月行將結束。中國對美蘇兩國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讓美蘇主宰世界。但表現形勢上,都是意識形態之爭,實際上是反對美蘇劃分勢力范圍,稱霸世界。記得1959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問蘇聯并在莫斯科薩科里尼克公園(離我住的學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國展覽會開幕剪彩。中國大使館通知全體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抵制這次展覽,"不許前往參觀,不許與美國人接觸,更不許與美國記者攀談"。以防美國人抓住把柄,說中國在蘇聯的留學生向往美國的物質文明和自由、民主。我們都老老實實的照辦了。在那期間,我們都很少上街。因為美國展覽會強烈地吸引了蘇聯人,他們也抱著對美國的好奇心,街頭巷尾都是這方面的話題。有不少蘇聯朋友搞不到參觀美國展覽會的票,想走外國留學生的"后門",問我:"程,求求你幫我搞幾張票,你們外國學生去要票,一定優先照顧!"我當時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并頗為激動地說:"美國佬占領我們中國的領土臺灣,美國展覽會不屑我們一看!"頗有與美國佬勢不兩立的架勢!把蘇聯朋友弄得悻悻而去,F在想起來,好像也沒有那個必要。中國的孫子兵法早就說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 !為什麼就不能去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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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06-4-9 22:33:50 | 只看該作者
    更巧的是,我身居望江,與一桐城后裔程雙益先生談到桐城老家,原來他正是先生的侄孫.而我對先生的回憶錄已經通讀多遍.自然親近了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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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4-10 09:06:38 | 只看該作者
    桐城伊洛堂的譜接簧墩瓊公之后,我個人認為比較可靠的,而桐城四箴堂譜也是接在瓊公之后,并且同時尊楫次子子和為一世始祖。其實四箴堂譜是合修,其所尊的始祖應雷、應經、子和等人有的是從婺源遷來,有的是從瓦屑壩遷來。我個人認為并不是一支,但是四箴堂譜認為應雷、子和等人都是共同的高祖,也就是瑋公,我認為這重要的目的是:收族。其實四箴堂譜從瓊公以下岑公開始,就和徽州譜不一致,一直到桐城始祖這一代人的,差異更大,尤其是瓊公孫子播遷浙江開化,什么時候從開化到婺源,根本就沒有提到。
    我個人認為桐城四箴堂的譜始祖上世系不太可靠,伊洛堂的譜始祖上世系可靠。
    桐城程氏,從婺源遷來的可能是簧墩湘公后裔的可能性最大,明代萬歷年間婺源長徑的譜就說時廣公(新安四十一世)后裔遷淮(不知道這里的“淮”指的是不是江蘇淮陰),也有很多遷安慶桐城。
    時廣公后裔遷桐城的時間應該是在1300年左右(還有明代弘治年間文學、文迪兩兄弟遷桐城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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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2-7 16:46:47 | 只看該作者
    果然是新渡鎮石井村的(原楊樹鄉石井村)的程斯煌。
    聽奶奶講他家與我家有很深的淵源。
    我畢業時還是托其弟程斯皋的關系分配到湖北工作。不過,現在他家和我都已不在湖北了。

    我是程氏的玉字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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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2-8 08:07:56 | 只看該作者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有1892年的桐城伊洛堂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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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2-4 12:42:32 | 只看該作者
    新安程氏五十八世,簧墩瓊公后裔,始遷祖楫,堂號:伊洛堂。
    本支派字輩是:楫、有、廣、人,允、山、選、孔,元、興。芳麗萬年枝,祥和茂秩斯,玉堂寅接武,金殿慶彤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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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06-2-1 18:32:58 | 只看該作者
    有緣千里來相會

    -----在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的意外收獲

     

    1957年夏,第六屆世界青年及大學生聯歡節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各國青年云集莫斯科,中國也派出了龐大的青年代表團。代表團組成主要是國內的文藝界演員、解放軍代表和工農戰線上的青年勞模,其次就是留學生。我因為是學生會主席,榮幸地作為代表參加了這次聯歡節。要我們這些留學生參加,主要是為國內代表擔任翻譯,同時,"就地取材"也可為國家節約很多外匯支出。

    代表團團長就是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同志,他為人謙和,同我們朝夕相處,打成一片,善于言談,情緒易于沖動,說起話來手舞足蹈。他有個不良嗜好:煙癮奇大,幾乎是一支接一支,手指和牙齒都熏得黑黃黑黃的。代表團下面又分若干個大組,大組下面又分若干個小組。我所在的大組組長是項南同志(當時好像是團中央副書記,后來當過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所在的小組組長是留學生何竹康同學(他是莫斯科國民經濟學院學生,與我同住一個學生樓),回國后青云直上,先后擔任過河南省省長和中共吉林省委書記。我在小組里為國內代表擔任臨時翻譯,陪他們到市區逛逛大街商店,參觀工廠和集體農莊。另外一個小組的翻譯就是現今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他是陪同長春汽車廠的青年代表與莫斯科尼海喬夫汽車工廠(即斯大林汽車工廠,反斯大林個人崇拜后改為此名)聯歡并擔任翻譯。我列舉了這些后來當了"大官"的同學的名字,并非炫耀自己有什么好的社會背景,只能說明能當"大官"者是他們官運好、能力強的表現,畢竟是少數;名不見報端、銀屏者是多數,且我們都是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祖國作出貢獻,聯歡節結束后,我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學校,很少往來,甚至根本沒有來往。他們當"大官"后,我們更回避攀附,不找人家麻煩。我們都是憑自己的本領和機遇,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忙碌著、工作著。

    1956年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我獲得了一個終身難得的并帶有"羅曼蒂克"式的意外收獲。

    在聯歡節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區團委宣傳部長陸軍同志, 與我分配在一個小組活動。他是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三大"結束后,他就作為代表赴蘇聯參加聯歡節。"團三大"會上,北京有位小姑娘代表北京青年在"團三大"會上致祝賀詞,致詞畢,碰上了陸軍同志,她知道陸軍馬上赴蘇聯參加聯歡節,她就將早已寫好的給蘇聯青少年朋友的一封信交給陸軍,請求陸軍在蘇聯為她找個蘇聯朋友通信,建立中蘇青年通信聯絡。這在當時是很時髦的行動。我因與陸軍在一個小組,他要我將中文信譯成俄文,附在一起,在斯大林汽車工廠聯歡時找了一位蘇聯姑娘,讓中蘇兩國的青年進行"國際通信",暢談雙方的感受及友誼。蘇聯小姑娘高興極了,欣然接受了這項"光榮而有意義"的任務。由于蘇聯小姑娘不懂中文,中國小姑娘不懂俄文,這中間必須找一位長期的穩定的"中介翻譯“。陸軍將這項使命交給了我,我擔任了這個"中介人"的角色。她們通了幾封信之后,一次在蘇聯小姑娘回信的中譯文后面,我附了一封自薦信:

    親愛的啟珠同志:你一定想不到我會給你寫信。但是事情就是這樣的湊巧----你托陸軍同志帶來了一封信,要求在聯歡節上為你尋找一位與之通信的蘇聯朋友,而我正是你這封信的譯者!

    我是在蘇聯學習的一個留學生,這次也被選為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聯歡節的盛況當然是難以形容的;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也是空前的。我們不但和蘇聯青年聯歡了,而且也和美國青年、英國青年、日本青年、黑人、非洲人聯歡交了朋友。

    在聯歡節上,有許多蘇聯青年、大學生、中學生、少先隊員給我留下了很多地址,要我給他們介紹一位中國朋友,而我一下很難辦到。從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一定是一位熱心的姑娘,所以特地寫信你,請你幫忙介紹。如果同意,請你寫信給我,我將把他們的地址寄給你!

    您的不認識的朋友 程斯煌 1957/8/15

    這是我的一種"策略"。我們留學生中多數是男生,女生較少。女生中的皎皎者依次與男生中的皎皎者(個兒高的)配上了對。像我這樣1米63小個頭的(現在戲稱是"半殘")當然也就沒有競爭能力了?墒俏覀冞@些"半殘"者,對"其貌不揚"的女生還橫加挑剔:寧可找個比自己學歷低些的,也得找個漂亮些的。學歷低,還可以"后天補救";"先天不足"長得不好看,則回天無術。這就是我們當時擇偶的邏輯。曾經同我在莫斯科學習同住一層樓的中國女生某小姐,曾對我有意,約我出去玩、照相等,我因如上的邏輯最終并未成功?墒悄腥嗽诙鄽q時正是情竇綻開的季節,這是大自然賦與的"天性"。蘇聯姑娘在二十歲上下時,真是窈窕淑女,如花似玉,人人好求。她們中也有個兒不高的并圖中國人對家庭忠實可靠、無被遺棄之慮,愿嫁中國人者,也不乏其人。我曾與我的一位要好的中國同學商量、琢磨過,互相鼓勵、壯膽,曾策劃娶個"洋媳婦"回國?墒菄矣幸,不希望留學生中有涉外婚姻出現。倘若不聽勸阻,是黨員者開除黨籍,是團員者開除團籍,可想而知,回國后也不會有好結果。為此,高教部部長楊秀峰同志和留學生司長某同志,曾在莫斯科召開的全體留學生大會上,闡述涉外婚姻的弊端,祈求大家:"我求求大家,你們千萬不要帶個洋太太回國!"話都說到這種地步,我們這些"聽黨話的優秀青年",那有不聽之理。娶洋媳婦的念頭打消了,但與蘇聯姑娘交往、玩樂照常進行,讓青春更多姿多彩,享受青春的歡樂!

    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行期間,中蘇兩國青年建立了不少國際通信聯系,在這之間我擔任了“翻譯橋梁“,賜予我"中介人"的良機,我要充分利用這個良機,來實現我的"謀略"---釣一條美麗漂亮的“魚”。我預計到.我在譯信后面自我介紹的謬謬數語,能夠激起這位中國姑娘心中的漣漪!這位姑娘我雖然未見過面,但從她給蘇聯姑娘的照片上看,姿色秀麗,兩條烏黑的長辮,灑在前胸后肩,各披一方;雙眼皮里面鑲著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整齊的鼻梁通往聰慧的前額,櫻桃小嘴兩旁還襯托著兩個小酒窩......向我微笑著,好像啟齒要問我:"你是誰?" 論學歷,這位姑娘雖只是"中專",但也是學技術的,來日方長,真本事不單純以學歷來衡量的。那么,這個小姑娘的品德怎么樣呢?我是這樣判斷:作為北京市的青年代表,被推選到全國"團三大"上致祝賀詞的,一定錯不了。所以,我決定在上述信尾來了個"投石問路",一旦能夠擊起浪花和漣漪,建立通信聯系,我將可"放長線釣大魚了"。果不出所料,在下次的回信中,也給我寫了熱情洋溢的信………在中蘇兩國的萬里長空,鴻雁傳書,久而久之,我和這位中國姑娘之間的通信,成了主要的一對,我扮演的這個"第三者插足"的角色成功了。

    請看這位姑娘給我的回信:

    敬愛的程斯煌同志:

    無意中接到了您的來信,實令人喜出望外,我興奮的將信不知讀了多少遍。首先感謝您費時間幫我翻譯信。能和您認識作為我的老師和朋友,我感到很榮幸。我的情況您可能在上次信中簡單的了解點,以后會慢慢了解的! (1957/9/2日)

    …………………………………………………..

    關于相片一事,我已到照相館去洗了,要十來天才能得,這次等不及了,下次在給您寄去吧。決不食言,請放心。因為我們是未見過面的朋友,所以我也希望您能送我一張您的照片.(不說別的,就連您是個姑娘還是個小伙子,我還不能肯定呢!)相信您會答應我這一要求的. 好,再談. 祝

    實習勝利! 您的朋友 啟珠 1957.10.4.晚

    事實證明,我對她的判斷和評價絕對正確。她工作不久,成績突出,事跡見于《中國青年報》報端。請看1958年12月12日我給她的回信。

     

    啟珠同志!

    …………………………………

    大概在十一月尾左右,我剛下課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下。但正好郵遞員同志給我送來了《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我躺在床上翻閱著11月24、25兩天的報紙,每條新聞都在吸引著我,使我忘卻了一天的疲勞。但突然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了有關你廠的消息,這更使我特別注意了!我每個字的讀著這條新聞,總希望在這條新聞里會出現你的名字!當我讀到 ”……青年技術員、共青團員黃啟珠”時,心里是多么的高興!我讀完了報紙,我進入沉思中。我想得很多!我想我們倆的認識很富有小說情趣的。

    在一年多以前,我在莫斯科榮幸的參加了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中國代表團住在城外一座賓館里。聯歡節快要結束的時候,有天晚上,廣西省團省委統戰部長陸軍同志(他也是聯歡節代表之一)來找我,叫我給他翻譯一封信,他說:“這封信是我參加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時,兩位姑娘親自跑到會場送去的,托我們在聯歡節上找位蘇聯朋友與她們通信!”

    當然,我滿口答應了陸軍的要求,翻譯了這封信。譯完信后,他又囑咐我寫幾個中文信封,以便蘇聯朋友好給他們回信。然而巧得很,當陸軍同志拿走信時,在我的桌上拉下了一個信封。第二天下午我把信封交送給陸同志,他說:今天上午我已把信交給蘇聯朋友了,已經遲了!我說那你把這信封拿去吧!他說:我要它干嘛?還是你拿去吧,你可以直接去信,幫助他們翻譯,你今后就做中蘇青年間的翻譯吧!他不收,我只好把信封放在口袋里了!就這樣,你的名字,你的地址,就落在我的手中了!后來,大概在9月份,我順手給你去了一封信,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你說,這不具有戲劇性嗎?

    我們的通信,已經一年多了,可惜我們還未見過面!但我們彼此的了解可以說不少了!特別是讀了《中國青年報》以后,我更深信你是一位能干的勇敢的姑娘。

    我把報紙上的情況介紹給我的同學了,但我沒有說出我們認識的經過,我只是說了:黃啟珠是我的一個同學的妹妹!他們相信了我的話,也被國內青年的干勁感動著。事后,他們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有這么一位好姑娘,為什么不去追追呢?大傻瓜!我說:別胡扯,我只認識她的哥哥,但我不認識她呀!而他們都齊聲說:“這有什么,世界上這樣的事多著呢!”

    然而我敞開我的胸懷告訴你---啟珠同志,我真有這個想法。(請原諒我這樣唐突,但我不想拐彎抹角的說下去)

    你也許認為我這個人很冒失,對于一個未曾見過面的姑娘,就提出這樣的要求,未免有些過分。是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也承認。但是。我想我們可以把這問題提出來共同考慮,共同商量,如果你也愿意的話。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進行了解。我爭取在1959年秋回國一次,那時我們的問題就可以作最后決定。

    我請你也多多表示自己的意見。等待著你的回信。我現在過得很好,馬上就停課考試了,一共考五門,因為考的多,勢必像千軍萬馬似的,將要投入緊張的戰斗!

    我的論文已完成,書已翻譯了一半,下一半留到考試后再干(我們的元旦獻禮是在元月24號,因為這正是第一學期結束時間)。

    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了,我幾乎每兩天滑一次冰,很有意思。

    希望你保重身體,苦干還要結合巧干,光是苦干不行,要為長遠打算,不能弄壞了身體! 祝

    愉快! 斯煌 1958.12.12號夜于莫斯科

    投石問路,有了結果。我們都同意繼續了解下去。她的回信是:

    你的信看過了,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的確我們相識真是巧極了。一年多來,彼此也有些了解,相互都有較好的印象,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和遠大的目標,至少我們會成為要好的朋友;至于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我們還沒有見過面,很難肯定,你說對嗎?………………

    好,今天先簡單地聊聊,今后的時間還很長,我們可進一步更深入地相互了解!.

    啟珠 59。2。8 夜1:30

    自此以后,我們之間的通信更加頻繁了,內容大多是工作、學習、愛好以及國家大事等等,無所不包。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調動起來了,什么“大躍進、放衛星、獻禮”等吹牛之詞也常常躍然紙上。但我們當時的確是以赤誠愛國的心情、熱血沸騰、盼望祖國能早日實現“趕英超美”的美好愿望,而且在來往信件中熱血沸騰地談論得津津有味。

    我傾發我這支文筆的"功力",向北京"發功"!她說她祖籍是廣東新會,我說我出生在安徽桐城的文化之鄉;她說她的身高只有1米56,我說我身高只有1米63,高出一小截,正好般配;她說她體重是一百零幾斤,我說蘇聯的浴室里都設有磅秤,我的凈重50多公斤,我倆站在天平的兩頭,天平肯定不傾斜......等等,不一而足!我千方百計討得這位姑娘的歡欣。

    這位姑娘對我的判斷邏輯同我如出一轍:這位小伙子論長相,照片上頂精神的(我上相,照片比本人強);論學歷,留學生,沒得說;論品德,留學生是國家百里挑一選派的,一定可靠。當然, 僅僅條件相當,僅僅憑書信來往, 就冒然訂下"終身", 那是不嚴肅的, 我們沒有那樣做。

    我有兩個弟弟在上高中,經濟比較困難,我坦言相告,她省吃簡用,曾經從自己微薄的工資中寄錢支援他們;她媽媽有心臟病,我從莫斯科郵寄高級藥品支援她老人家。我們心心相印,只差未見面了!

    1959年6月30日,我托先我畢業回國的方大浩同學帶給她一包東西。在給她的信中我是這樣說的:

    帶給你的東西中,有手表一只。但要解釋一下,它不是全新的,是一塊舊表,我已帶過它三年的時間了!…………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講,它雖然是舊的,可我同它已朝夕相處三年,送給你就是象征著我們友誼的深度,它比新的還寶貴,你說對嗎?

    1959年12月2日,她來信深情地的說:

    ……….把這兒的情況簡單地和你說說吧!.前幾個月黨支書等人要給我介紹朋友,我就把和你認識的情況給說了。后來有些人又問我手表的來源,我也都坦白地告訴了他們。這么一傳開來可就有開玩笑的資料了,真氣人!不過我想都知道也好,可減少很多麻煩,省得總在我身上直接或間接的打算盤,F在他們倒頂關心的。有一天廠長開玩笑地說:“小黃,該寫信了吧!告訴他,我們全廠都支持你!..老實說,我現在的心情如同小說《青春之歌》林道靜寫給盧嘉川的詩一樣:

    “我們雖然沒有傾談,

    也沒有默許,

    然而我相信你,

    永遠相信你………….. 這也是我的心里話。

    1960年7月上旬,我們自莫斯科乘國際列車,東行歷時七天七夜,途經歐亞大陸,穿越西伯利亞,進入滿洲里,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與祖國闊別五年,終于回到北京。我一到達北京,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在西四郵局門前首次約會了黃啟珠。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嬌小可愛、樸素大方;而我給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如意:頭發蓬亂、不休邊幅、沒有照片精神、談吐也不雅、不像個留學生,甚至還有點土氣!造成這一結果,全怪我沒有研究姑娘的心理學。我迫不及待地急于見面,沒有理發洗澡、沒有梳妝打扮、沒有準備好一套臺詞。未見面時好像有千言萬語,真見面時又一時語塞、臨時胡謅,這個給姑娘最重要的第一印象,其不良后果可想而知。后來我們經過兩年的相互接觸、了解、磨合和我的執著追求,這位黃啟珠姑娘,后來才成了我的妻子,我們于1962年6月30日舉行結婚典禮,有情人終成眷屬,那時,她是25歲,我已是快到而立之年--29歲了,我們開始了歡樂共享、困難共擔的夫妻生活。

    她家也是書香門第,祖父是前清的舉人,父親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文史館的專家,家庭儒家思想教育非常良好!我慶幸我當時的眼力準確無誤,選上了這位尚未見過面的北京姑娘。俗語說:"有緣千里來相送,無緣半句也嫌多"。我們不僅是千里因緣,而十足的是“萬里因緣“了。我們有緣結合,我找到了理想的終身伴侶。盡管她在照顧家庭和料理家務方面,還有不足之處,但也有很多客觀原因,如我們家住在三里河國家計委大院 ,我上班近,步行五分鐘即到;她一生上班都遠,每天奔波于路途兩三個小時。 相比之下,這都是小事了。

     

     

     

     

     

     

    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我們于1962年結婚后,開始了歡樂共享、困難共擔的夫妻生活。但是,婚后的現實生活,尤其在那個極左年代里,人們的政治環境和生活條件,都非常嚴峻,遠遠不象在蘇聯留學時期那樣羅曼蒂克!

    首先在政治上,當時中蘇兩國兩黨已經鬧翻,意識形態上稱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我剛從蘇聯回來,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時刻都是在被考察之中,觀察我是否有蘇聯修正主義言行。加之,我1955年赴蘇聯留學以后,受老家地頭蛇干部的嫉妒和報復,我母親無故被改劃成地主分子,自此以后我們兄弟幾人又變成了“地主子女”。在那唯成分論的極左年代里,我留學回國以后,一下又成了“雙料貨”。為了保護自己,我處處小心翼翼,在政治上隨大流,盡管腦子里對好多問題有不少疑團,但對當時的“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也跟著大唱贊歌。

    我們的家庭經濟狀況,婚后長期處在困難境地:上要贍養老人,下要撫育子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也是這一代“老九”(知識分子)的悲哀!這種困難的日子,從1960年我回國時起一直持續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才逐漸開始好轉。

    在我們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克勤克儉,共度難關。妻子由于是“中!睂W歷,月工資只有37元(給父母10元);我月工資62元(1954-1978年的24年期間不長工資,一直是62元,世界少有,苦哉!中國老九。,支援兩個弟弟上大學和農村老母的生活費就花去35-40元,我的妻子從來沒說個"不"字。相反,妻子曾經告訴我還受到岳父的表揚:“應該贍養老人、支援弟弟。美德難得,好孩子!”我聽了以后,感動不已。黃家的家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教育,不愧為書香門第!

    1964年我們的大兒子小亮出生以后,經濟狀況更加拮據。當時三弟已經畢業工作,我還需要支援小弟和老母。三弟本應代我分一些憂,但他花錢計劃不周,經常為此事扯皮,我很傷心。我已經筋疲力竭了!為了度過難關,我開始偷偷地變賣東西:我心愛的中外經典文學書籍、西服,甚至手表!在這些年月里,我與妻子每月都制定收支平衡表,節衣縮食,量入為出,不得超支。那時侯吃頓餛飩就算改善生活;買菜經常買馬路邊上的“論堆”菜;買不起收音機就自己動手裝半導體;在衣著方面 ----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在這期間妻子也學會了使用縫紉機和織毛衣。孩子們的衣服,基本是接過孩子表哥們的衣服,再加上箱底有點存貨,很少添置。1965年小弟斯皋畢業工作以后,我的經濟負擔開始減輕,但我的第二個孩子小光又出生了。

    1968年元宵節(公歷2月13日) 小光出生前,就準備讓我母親來北京照顧,可是老家地方公社不讓出來,因為她是“四類份子”,孩子的奶奶在老家哭泣,我和妻子在北京偷偷地流淚,給我們造成了雙重經濟負擔、兩頭花錢,F在想起來,那時真是無人權可談、無人倫情理可講!我們對此還不能流露不滿,否則就是“階級立場”不穩!

    我與妻子默默地承受著極大的經濟和精力負擔。我們只好狠心將小光全托,每天只接老大小亮回家。妻子在工作上從來都是好強者,不管在哪方面都不甘居人后,上下得到好評。上班從北京西城三里河騎自行車往返于南郊宋家莊之間,每天在路上奔波40多華里,其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那個年代里,政治運動特別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必須參加這些運動,并在其中“自我改造”。我前后大約有五年多時間不在家里:1964年遠離北京到內蒙古參加一年“四清運動”,1965年在北京一家軍工廠參加一年“四清運動”,1969—1972年下放湖北襄樊國家計委五七干校勞動三年;為了照顧家,妻子將岳父母搬來同我們一起居住。我每年從干;丶姨接H一次,一次只有15天;每次離家時妻子總是依依不舍,勸我多住幾天。但五七干校有紀律,不敢多呆。記得1970年探親假滿,我離京返干校時,剛剛兩歲的小光正發高燒,孩子抱著我的腿不讓我走,我一咬牙還是走了?墒窃诨疖嚿衔以趺匆财届o不了!我自問:我是稱職的爸爸嗎?我對得起孩子嗎?我對得起妻子嗎?我深深感到內疚和慚愧。

    我離家的這些年里,雖然勞累些,過著卻是“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的生活。但真正在北京的家,全靠妻子一人*勞一切了。人都有七情六欲,在干校的這幾年,我常常夜醒,不能入眠,心想何日是盡頭!

    1973年春我從干校被調回機關,籌建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的電子計算中心,將電子計算機應用在全國統計工作的大規模數據處理上。但是,這時“文革“尚未結束,“四人幫”還在中國政壇上肆虐橫行,極左之風仍在勁吹。我雖調回機關,在政治上還應小心謹慎。那時與我們同住一起的岳父母,偷偷地經過香港親戚與臺灣的女兒通信,互問平安。老人怕影響我,見我一下班回來,立即停止寫信,收藏筆墨。其實我都看在眼里,裝糊涂沒看見,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

    在岳父母的要求下,我經常從機關將《參考消息》帶回給岳父母閱讀(那時居民不許訂閱);為此,我還受到一位政工干部的指責:“你岳父母有港臺關系,不適合看《參考消息》,你要注意!”我只好支吾唐塞,裝

    聾賣傻!但心里卻在暗暗地罵他:“你這個不學無術的蠢豬!“其實,岳父母盼望海峽兩岸盡快和平統一,想從《參考消息》字里行間里得到這方面的信息,他們都已是八十多歲的耄耋之年,日夜期盼在瞑目之前能與臺灣的女兒見上一面,他們哪有什么政治企圖,更不會搞特務活動。

    老人住在我們這里,并沒有增加我們的經濟負擔。幾個舅舅們每月按時給老人送來贍養費,老人單過。逢年過節或遇老人壽慶,黃家祖孫四代30多口都到我們這里團聚,為老人祝壽,熱鬧異常。我常想:這樣和睦的大家庭,在北京少有,全國也不多。老人晚年住在我們這里,是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請來的,我們有義務照顧好他們,并盡量提供一些方便;所以在極左思潮盛行時,我也得承受一些所謂“海外關系、港臺關系”的壓力。這都只圖老人能安度一個晚年。我作為黃家的女婿、作為丈夫,我非常理解妻子的苦衷!

    1976年國家三位重要領導人周、朱、毛相繼去世,我與妻子雖然過著貧困的生活,但思想境界是憂國憂民,經常枕邊耳語,中國向何處去?人民的命

    運面臨著重大的轉機:“四人幫”得逞,人民將更面臨深淵;革命派得勝,中國大地將露出曙光!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起來了,我們心潮澎湃,興奮不已。鄧小平復出,撥亂反正,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并要重新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等等,我預感到我的命運可能也要轉機了。在這關鍵時刻,我與妻子一起精心策劃、逐字推敲起草了一份陳述報告;我首先要搬掉壓在我們頭上的政治枷鎖:我向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同志遞上了申訴---我家不是地主成分,我母親更不是地主分子(尚被專政管制)。但是申訴信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反響。

    就在這個時候,黨支部以書記為首的幾個人找我談話,內容大概是:再寫一份入黨申請書,對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寫些認識,就可以討論我的入黨問題了。

    我沒有想到,申請了幾十年都不批準,現在突然可以了!我首先謝謝支部的好意。但我嶄釘切鐵地對他們說:現在我們黨開始撥亂反正,我參加過“土改“,我敢說我們家不是地主成分,那是地方不法干部陷害的。所以我也不能再寫什么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線的認識了。

    我的話剛一說出,他們都出乎意料,大吃一驚!最后他們說,原本想盡快解決你的入黨問題,沒想到你又為剝削階級家庭翻案,不好辦了。弄不好不但入不了黨,可能還要檢查!

    我一不干,二不休!我說,我相信共產黨會查清我的問題,會給我落實政策的;我寧可晚些入黨,也不做那違心地“自我批判”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那時哪來的那么大信心和勇氣;幾十年政治風浪的沖刷,我頭上的棱角已經磨光了,怎么“四人幫”倒臺后,棱角又長出了嫩牙。下班回到家后,我把今天的情況向妻子作了一番描述。妻子說,你做得對;你已經向萬里同志上書申訴就不能后退了。我與妻子在這些原則問題上從來都是一致的。同時,我也作好了思想準備:最壞的結果,再回到“四人幫“年代,----當電工去,總得給我一碗飯吃吧!

    此后,即1978年的時間里,報章雜志、電臺電視等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消息,更增加了我要“翻案”的信心。在一位老同志的建議下,我與妻子共同商量又向胡耀邦同志遞交了申訴信;這封信的字里行間充滿了我與妻子的吶喊和訴求,向中央領導討回一個公道!胡耀邦同志終于批示為我平了反。這個轉折性的勝利,飽含著我與妻子相濡以沫的深情,共同努力的成果。

     

    1979年平反以后,我把老母接來北京共享天倫之樂。但經濟狀況尚未改善,八口之家擠在三間小屋。在處理、平衡婆媳之間、親家之間、祖孫之間的關系上,我頗費一番心思,有時甚至心煩。但我有一個原則:不能虧待了岳父母!因為是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下放干校)岳父母退了住房來幫助我們看家的,舅舅們住房都很擠,我要保證讓老人在我這里好好度過晚年!1980年機關為我增加了一間住房(一樓),三位老人都爭著要;岳父母說住一樓便于看病,我老母說一樓可以“沾地氣“,少生病,以致相持不下。我誠心誠意地請岳父母一起與我們搬到五樓(岳母已經癱瘓),以便于照顧病人;老人執意不肯,還請舅舅們來做說服工作,終究未成,只好讓我母親搬到五樓。后來有一天亮兒攙扶外公上我們住的五樓參觀,發現五樓寬敞明亮,兒聲悅耳,氣氛和諧;氐揭粯呛,老人可能后悔不已,第二天早晨,岳父竟先于癱瘓多年的岳母而突然去世;這是搬家后不到一年的事。局外人不知底細,還以為我們丟下老人不管!

    我這個人性格粗暴,對孩子動輒打罵,有時不順心也在孩子身上出氣,把孩子視為私有財產,有一次我竟失手把亮兒頭部打出了血。我的好妻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經常規勸我,不要傷害孩子幼小的心靈。幸虧妻子起了中和作用。有一次學校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我的家庭》----亮兒在作文里把爸爸的粗暴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把媽媽循循善誘、和藹可親的母愛大加贊頌。我看了孩子的作文后,羞愧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亮兒,請原諒爸爸吧;叵胛疫^去的野蠻粗暴行為,如果在美國,我一定早被抓起來了!

    1984年北京市咨詢業協會擬派出一批專家前往法國進修,妻子在管理咨詢界已取得一些成就,小有名氣,因而也是人選之一。當正決定派她去法國進修時,我正住院做眼科手術,家庭無人照顧,去與不去正在猶豫不決。我認為機會難得,再大的困難也要支持她去; 我說我這不是絕癥,手術后即可出院;

    我當機立斷,支持她勇往直前,在事業上有所發展;家里的事,有我撐著。事實證明,派往法國的十幾個人中,回國后只有妻子在咨詢界干得最出色。她在事業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和挫折,從不畏縮,不斷地執著追求,有極大的韌性,這是我不可與她相比的。 正如我前面所說她是"中專學歷,可以后天補救!"她豈只是"中專"水平 : 她自修大學,出國進修,修改研究生論文,聽研究生答辯,出版著作,與社會上的咨詢專家和院校教授們共商開創中國的咨詢事業等等。她是實實在在達到教授水平了。

    1991年我們家遭遇了最殘酷、最不幸的打擊---我們的愛子小亮在美國患結腸癌并已擴散,正住在醫院治療。我們猶如五雷轟頂,萬分悲痛,不知所措!我的妻子立即赴美國到醫院護理兒子。在美國她單槍匹馬找兒子的同學、找華人名醫、找醫院的美國主治大夫,把兒子的病情弄個水落石出!當她在越洋電話里告訴我:“醫生已經宣布,我們的亮兒最多只能再活半年了!”蒼天啊,為什么要奪走我們的愛子?為什么要奪走這樣年輕有為的生命?在如此殘酷無情的打擊下,我堅強的妻子沒有被擊倒,于1991年8月27日將病重的亮兒帶回祖國,再作最后的搶救---求救于中醫和氣功。但對于已經擴散的癌癥,他們也回天無術,亮兒終于在1991年12月12日帶著對世界的無限的眷念、含恨拋開父母、撒手人間!

    我不相信這是事實,也不接受這個事實,我總以為這是一場噩夢!我經常神情恍惚,觸景生情,有時失聲痛哭。我可愛的妻子為了維持這個家,卻能忍住悲傷、含著淚水對我說:"你是一家之主,你的悲傷情緒會強烈地感染著全家。我們接受命運的安排吧!只是悲傷又有何益?!我們還有一兒一女需要我倆照顧和培育,這個家需要我們這兩根大梁支撐著,缺誰都不行啊!接受命運的挑戰吧,我們應該向前看啊!"句句深情,幫我撥開心靈上的悲霧傷云!

    建立國家信息中心(前身即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我是在最前面的開路先鋒之一。自1973至1987年之間,建設機房、引進和安裝設備、帶隊出國培訓、維修機器、技術管理等等,摸爬滾打,無不參與其中。桃樹成林,果實累累,摘桃派紛至沓來。不到250人的機構,僅中央部長級以上(包括副總理、副委員長、元帥、大軍區司令員等)干部子女40多人,司局級干部子女60多人。機構升級后的司局級主要領導崗位都被“太子黨”們所占據。不論憑資歷、憑學歷、憑貢獻我都不在他們之下。不足之處只是我出身寒微,來自平民百姓之家。這時工資已開始與職務掛鉤,我認為在這名利面前我 應該有自己應得的一份,不是無理取鬧,因而我的思想很不平衡。但他們有那樣強大的后臺,我無法匹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請求調動工作,回國家統計局新成立的計算中心。為了不讓原中心領導人怕我去擠他的位子,我與妻子商量,找他促膝談心,我只是圖個心情舒暢,協助他工作,最多只當他的副手,請他放心。事實證明我們后來的工作相處很協調一致。

    1993年4月11日晨起床時,我突然后背劇烈地撕痛不已,生命垂危,妻子立即送我到北京一家大醫院(阜外心血管醫院)進行搶救,經診斷為主動脈夾層瘤重癥(主動脈內壁破裂,血液流入夾層形成血瘤)。如果手術,也是九死一生,只要不死就算手術成功。手術與否的關鍵時刻,我的妻子為了搶救我的生命,又不至于殘廢,日夜辛苦、焦急萬分,走訪了北京各大醫院的很多名醫,包括做中國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的陳寶田教授 。綜合專家們的意見,權衡利弊、不冒風險,最后決定采取保守治療法。時至今日,效果良好,避免了一次生命的大風險!這一切都應歸功于我的好妻子。算我命大,我是在一個好地點和一個好時間突發了這種極其危險的疾病,因為過不幾天我將要率領一個代表團出國訪問,如果在路上犯病,那就一命嗚呼了。儒家的修身、齊家等道德觀念對我們影響很深,盡量以此為標準學會做人。

    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我們不僅相濡以沫,度過難關,同時也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別人。比如妻子的工廠有一位特老實的工人,農村來的妻子沒有戶口,在那糧食定量的年月,生活極其困難,我們無錢支援,就每月將多余的糧票補貼他們,并出點子、想辦法為他們解決了戶口問題,至今感謝不絕,二十多年來每年春節都來拜訪我們,稱妻子為“黃姐”,稱我為“大哥”,樸素、真誠的感情實在感人。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經濟條件好轉了,我資助安徽老家子弟(農民)上學和工作,妻子都是積極贊成,毫不吝嗇,甚至親自出面聯系。我們都一致認為“幫助一個有出息的孩子,等于幫助了他一輩子,等于幫助了他全家”。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我們夫妻感情的堅實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將建立起百年的恩愛豐碑!

     

     

     

     

     

    浪里飛舟闖“文革”

     

    我1960年從蘇聯學習畢業回國, 正是青春煥發, 理應為人民為祖國多效勞多干事的時候?墒怯捎趪鴥日芜\動, 我并沒有干多少工作: 1960-1962年經濟困難時期, 糧食定量吃不飽,個個面黃肌瘦, 營養不良; 1963年開始好轉, 干了一些工作; 1964年我又被調派內蒙臨河縣參加“四清”運動, 在回民大隊里清理“四不清”干部, 同時也是 "改造" 自己; 1965年繼續參加“四清”運動, 這次是在北京一家軍工廠(768廠)清理車間里的“四不清”干部, 直至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出后, 全國暴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軍工廠工人將我們這些“四清”工作隊趕出工廠,讓我們“滾回家去”鬧革命。我們就是這樣灰溜溜地回到機關,而且還被冠以“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帽子。好在我們都是一般干部, 也沒啥好怕的, 就投入了本單位的“文革”運動。

    由于毛澤東主席提出了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逝膳c造反派之間的階級斗爭等一系列的盅惑人心的口號, 全國大亂,社會上分裂成兩大派別, 各單位各團體也分裂成兩大派別, 兩大派別都自稱是造反派, 都怕當;逝, 幾乎把每個人都卷入進去,斗爭相當激烈。我們國家統計局在中央機關行列里, 既無權又無勢, 每天忙忙碌碌, 整理搜集數字, 盡為別人作嫁衣裳, 是個十足的清水衙門, 照理說沒什么可爭可斗的。其實不然, 國家統計局里也有小野心家。國家統計局作為匯集統計數字的職能部門, 在盡可能的情況下, 應該全面、及時、準確地搜集、匯總統計數字, 提供給中央各級領導部門作決策依據。如果搜集全面統計數字有困難, 就采用抽樣調查、調查研究的辦法加以輔助和補充。這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體制下都是通用的統計方法和統計法則。然而, 國家統計局就有那么一兩個權欲熏心的人, 打著毛澤東主席是主張“調查研究”的旗號,借著毛澤東主席的威望, 要把統計職能部門傳統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否定掉, 偏要說“調查研究為主, 全面統計為輔”是統計部門的方針和路線, 否則就是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從而達到把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局長王思華同志打倒并取而代之的目的。這與天天高舉紅寶書、高喊萬歲的大野心家林彪的手法如出一轍。這在個人崇拜登峰造極, 毛主席威望空前高漲和“無產階級專政”鐵面無私的年代里, 使廣大的統計干部真是啞巴吃黃連, 有口難說。國家統計局這一兩位權欲熏心的人提出這個本末倒置的所謂“主輔方針”, 同意吧, 它否定了統計機構的基本職能, 每天干的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實在難以茍同; 不同意吧, 它又是打著如同上帝權威毛主席的旗號, 使你不敢正面反對, 否則你就是反對毛主席的“調查研究思想”,“站錯了隊”,站到“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那邊去了。廣大統計干部看清了這一兩個人的嘴臉, 于是將計就計, 針鋒相對, 你說王思華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你也是王思華的副手, 你是幫兇、同伙, 連同王思華一起打倒......好不熱鬧。這就是“文革”期間國家統計局所謂“主輔方針”之爭(即以全面報表為主、以調查研究為輔為方針,或以調查研究為主、全面報表為輔為方針)的一場鬧劇。

    我從心眼里同情王思華, 他忠厚老實, 書生氣十足, 早年與周恩來總理、蔡和森等留學法國(他的大兒媳就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兒), 是個學者型的老干部、老教授, 著有多部經濟著作。 抗日年代, 為做“統戰”工作, 他還給山西王閻錫山講授過政治經濟學。王思華憑資歷、憑才學, 當個國家統計局的局長都有點委屈, 但他不爭名爭利, 放在那里就在那里好好干。

    在文革期間, 我自知自己先天不足: 出身“地主”, 在蘇聯又受過“修正主義”的教育, 妻子家里又有海外關系, 為了保護自己, 我處處小心, 既不過激, 也不保守, 審時度勢, 明哲保身。我與劉敬等十幾位同志組織的戰斗隊名字就叫《浪里飛舟》, 顧名思義, 要在“文革”的大風大浪里“看風使舵”, 別翻船淹死、闖過這一浩劫就行了。我們有一個前提, 不要干沒良心的事。至于隨大流、大鍋嗡,比如機關組織上街游行, 高喊“打倒劉、鄧、陶”時, 你也不防舉手湊湊熱鬧, 跟著喊喊。因為你喊與不喊, 都不會影響“劉、鄧、陶”的倒與不倒。毛主席、林彪和“四人幫”早已要打倒他們, 你不舉手管個屁用,你只是所謂群眾運動中被利用的搖旗吶喊的馬前足。你這時千萬別“逞英雄”, 免被“革命群眾”揪出來, 落個“;逝伞钡膼好, 若還有什么其他的“小辮子”握在別人手中, 其后果可能更遭。

    在黨的“九大”前夕選接班人時, 為了制造輿論, 我們曾聽過一個內部傳達, 意思是林彪如何忠于毛主席等等......這都是意料之中, 因為這是“欽定”, 而不是民選?墒呛竺鎺拙渑鯃, 是我們意料不到的。材料里說: 經過對林副主席身體的全面檢查, 醫生認為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50-250歲! 你能相信那個怕光、怕風、怕冷的干癟禿老頭子,能活那么久嗎?!那他不就成了精怪!再健康的人也不可能?墒俏覀兡莻戰斗隊的全體成員聽后, 都“嗨嗨、哈哈”地莞爾一笑, 誰也沒敢跳出來說:“不可能, 我不相信!”在那紅色恐怖的年代里,你還是不要引火燒身, 明哲保身為妙!

    比如還有, 林彪和“四人幫”猖狂一時時期, 估計不少有識之士出于內心的無比憤怒, 寫匿名信口誅筆伐這些蟊賊。被這些蟊賊控制的公安部門為了“破案”, 于是“發動群眾”對筆跡, 抓“反革命”, 弄得人人自危。因為筆跡相似者, 偌大的北京城焉能找不出個“替罪羊”! 可是對筆跡又不敢將“反革命匿名信”全文公布于眾, 一公布豈不就幫助這個“反革命”進行了反宣傳而大快人心! 于是影印材料里專門挑選了一些字句,如: 夫貴妻榮、青、群等之類字體的筆跡。我們戰斗隊有位最老實的大姐聽后, 情不自禁地竟在旁邊嘟啷起來:“這夫貴妻榮就是指江青、葉群的吧?!”好大的膽子!我捅了一下她的后背, 小聲提醒她:“你怎么知道的?難道是你寫的!”這一下她嚇得不敢吱聲了!

    “文革”是個大政治舞臺。毛主席手腕高超之處在于: 他能把每個人的極積性都調動起來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把每個人的政治前途都拴在這個大戰車上。 你是當;逝?還是當革命派? 當然都想當革命派, 于是兩派群眾相互攻擊、詆毀, 直至斗紅了眼, 還不知道上了當。歷代帝王、領袖都沒有毛澤東主席這樣大的本領! 他真是印證了“史無前例”的預言! 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以后, 人們才清醒過來, 分裂群眾、分裂干部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最大后臺老板不是別人, 而正是毛澤東主席本人。

    “文革”這個大的政治舞臺上, 每個人都要出來亮亮相, 表演一下, 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機關有一個 鄧某: 駝背, 老共產黨員, 自稱是工農干部, “年青時給地主當長工,累駝了背“ ;這樣好的出身,當然在政治上一直受到重用。文革前和文革中, 都擔任處長和支部書記, 是主張階級斗爭的急先鋒。平常審干整人, 內查外調非常積極, 俏皮話、尖酸刻薄的話很多, 好話壞話都是“妙語連珠”。鄧君的名字很雅氣, 毫無“封、資、修”的味道, 可這鄧君也不甘寂寞,像小紅衛兵一樣, 趕時髦, 偏偏也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帶有“保衛毛澤東”的革命化名字, 以示自己最忠最革命。僅此也罷, 因為改名是各人的自由?纱斯坏氐乐幨, 常常整人就把人置于死地。記得我們機關有一位從延安來的十三級老干部伊文, 出身地主, “文革”被打成走資派, 關在我們計算機機房內接受審查和反省, 罰她每天打掃一層樓的幾個男女廁所, “將功贖罪”,把大小便池擦得潔白如玉, 還自己掏錢買檀香衛生香點在廁所里,驅除臭氣。后來“清理階級隊伍”, 劃分干部類別(好的, 比較好的, 有嚴重問題的和死不悔改屬于敵我矛盾的等四類)。這位最革命的鄧君, 以支部書記的身份, 跑到機房找伊文談話, 并宣布伊文是第四類干部(即屬于敵我矛盾)。罵她這個罪惡的地主婆, 在廁所里還忘不了香味(指她在廁所里點香!), 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等等。當然, 伊文如晴天霹靂, 她的丈夫黃偉文(國家計委綜合局局長)也在受批判,

    女兒被人造謠中傷, 自己又成了敵我矛盾, 情緒極為反常! 伊文被關的計算機機房, 我常進常出, 看出她的情緒極為反常。一天我進去, 她見無別人在場, 極度傷心地向我哭訴, 說不想活了。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有點良心的人, 都要伸手幫她一把! 我很誠懇地心平氣和地開導她, 千萬不要干傻事, 不要把生命當兒戲,不管鄧某怎么宣布, 據我所知, 那是不算數的, 一定要相信群眾, 要留得青山在,......等等。后來, 伊文“解放”后告訴我, 若不是我那一席話,她可能不在人世了。我那時有了第二個孩子, 經濟很困難, 她要接濟我, 我婉言謝絕了, 我說我不能趁你在困難的時候, 接受你的幫助, 那是乘人之危, 不能干, 不好聽, 也不好說。在文革后期, 審來查去, 大家的問題基本上都搞清了, 卻發現跳梁小丑鄧某是個隱瞞“地主成份”的家伙,“駝背長工”的謊言一下子戳穿了, 再對照一下他的言行、人品, 人人都掩鼻而過, 嗤之以鼻! 聽說鄧某后來在邢臺病死時,連去看他的人都沒有。真是報應!

    我在“文革”中的處世哲學, 都貫徹在我的言行中。為了保護自己,既不敢造反, 也不敢仗義執言。上述的敘說, 大概能把我的“政治面孔”勾勒出大致模樣!

     

     

     

     

    部分摘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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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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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拔幕蟾锩彼虻沟摹白哔Y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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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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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于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殘酷斗爭。后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后,逐步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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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理論和方法。。。。。。。。。。。。。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

    (22)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 五七干!鄙

     

    "文革"時期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 首先是黑龍江省發明的。1968年5月7日, 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 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他們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 定名為“五七干!, 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并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10月5日,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柳河“五七干!苯涷, 并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有關知識分子需要改造的著名的<五七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 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 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這一道“最高指示”,誰也抗拒不了,都要遵照執行。

    正好1969年夏天,北極熊蘇聯在新疆挑起邊界流血沖突,沒占到便宜,竟然公開叫嚷要對中國施行核打擊, 于是林彪發出了那個著名的戰備“第一號命令”, 決定備戰、疏散, 引起全國一片動蕩不安! 我們這些機關干部“老九”們, 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下放到“五七干!钡。

    我們的干校選址選在湖北省襄樊市襄北勞改農場, 具體地點就在襄樊北面太山廟村, 所以叫做“國家計委襄北五七干!。我們到達之前, 把農場的勞改犯人遷移別處, 另辟新點。我們就進駐四面有圍墻、四角有炮樓的勞改犯住的房舍內。所以也難怪四周的農民兄弟都誤認為我們是新來的“犯人”: 年紀大些的, 是歷史反革命; 年紀輕些的, 是現行反革命! 我們聽后, 真是哭笑不得, 真沒想到, 落了這么個“下場”!

    我是第一批作為先遣隊去干校的, 當時我才36歲, 正是“年富力強”, 被“榮幸”選上的還有劉敬、馬嶺、柴學孔、相忠德和李德涵(外號:常委), 再加上計委國防局有五、六位同志,都是身強力壯, 是干苦力的好料。當時我們就駐扎在襄樊火車站, 專門卸火車皮, 為“五七”戰友們卸運成百上千的行李箱子及家俱雜物, 卸在貨場上怕丟失還得輪流看守著。記得1969年12月31日除夕至1970年1月1日元旦, 天空下著鵝毛大雪, 我與同伴李德涵穿著軍棉大衣, 整整在貨場上巡視了一夜。這是人們闔家團聚的佳節, 妻子、孩子可能吃完年飯, 放完鞭炮, 正在甜蜜的夢鄉......, 而我與同伴李德涵既沒有吃上年飯、也沒有合眼, 站在雪地里苦熬一夜, 那是難以言狀的滋味啊!

    我們這批“壯漢”, 不僅卸行李, 而且還要裝車、跟車運行李; 行李運完后, 接著又在火車站卸木料, 再裝到卡車上運到干校所在地,累的腰酸背痛。 就這樣, 我們干苦力一直干了兩三個月,我們戲稱自己叫“扛大個的”! 扛回這些木料, 是為蓋房子用, 因為我們人多, 炮樓小院里(囚禁犯人的)根本住不下了。

    我在火車站干活時,還當過幾天炊事員, 我自告奮勇會做“米粉肉”, 大家也很饞,一致推舉我到伙房燒菜做飯(和一位家屬老太太一起干)。干校后勤組慰勞我們送來半頭豬肉(規定要吃一段時間),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那豬身上最精華的部位切下來, 肥瘦相間, 以瘦為主, 切成約一兩一塊, 用蔥、姜、蒜、醬油、 五香佐料之類的東西腌上半天, 然后將水泡軟了的大米, 用玻璃瓶將其滾壓成“米粉”, 再將腌好的肉塊沾上“米粉”, 整整齊齊地按人頭每人碼上一碗, 放到籠屜里用大火蒸爛......, 唉呀, 大家吃得贊不絕口, 真是解饞 ! 有人就夸獎我:"皇上, 你這個末代皇帝真是改造好了,沒想到你還有這一手!"所以, 一到送肉來, 就請我出來“幫廚”。但后來不讓我干了, 因為象我這種吃法, 顧頭不顧尾, “寅吃卯肉”, 不細水長流, 伙食費老是超支, 后勤組“警告”過我 ,戲說:“皇上, 這不是在皇宮里生活, 不能這么吃了!”順便說一句, 我的綽號叫“皇上”或“皇帝”, 因為我的名字叫程斯煌, 南方同志發音不準, 往往把我的名字叫走了樣, 叫成了“秦始皇”! 叫“秦始皇”又閑太嚕嗦, 所以干脆就簡化叫成“皇上, 皇帝”了, 這個綽號還不錯, 是萬人之上的雅號。這些年來, 誰叫我“皇帝”我都欣然答應, 從不拒絕。有時我傷風感冒了, 就有人來“恭維請安”,說“皇上龍體欠安!”, 我有時干活, 需要找個幫手時, 也假裝下旨:“朕孤身一人, 扛不動這大長梯子, 現命你幫我一把!”那時,我們最盼望的是家書, 最體會“家書值萬金”的含意了。 一旦誰的家信來了, 我們都為其高興而相互傳送。誰要是拿到我的家信, 他就送來說:“皇上, 皇后來信了! ”我們就經常這樣相互戲謔、開心, 苦中尋樂, 讓那勞累和想家的日子, 悄悄逝去!

    我們這些人在火車站干了幾個月, 立了“戰功”, 回到干校。那時干校都是軍事化編制: 干校下面設連, 連下面設排, 排下面設班。各級的連、排、班長都是經過“文革”審干時沒有問題的, 和被“解放”了的干部來擔任。我與幾位身強力壯的同志又被編到一連的基建排, 參加土木建筑施工隊── 蓋房子, 我們之中有當瓦工的, 有當木工的, 我因是搞計算機技術工作的,我被分配當電工,、管子工。

    房子蓋好后, 我就爬高登梯上房梁拉電線, 裝電閘, 安電燈等都是我的活; 伙房水塔蓋好后, 用板牙套管扣、接管子、埋管道、安裝抽水泵等也都是我的活, 有時忙不過來, 就給我配一兩個幫手。連隊里的抽水機、脫粒機、電動機、廚房里的合面機、壓面條機等, 出了故障也都找我。我膽大心細, 雖然這些玩意兒以前沒修過, 但愛動手, 一般都能修好;機器、電器這些東西, 都觸類旁通, 沒有什么難的。到后來, 收音機、歐米加手表等我都敢"攬活", 但對"顧客"有一句聲明:“修好了不要錢, 修壞了不賠錢!”當然, 我不會不負責任地把人家的東西大卸八塊, 只是把丑話說在前面而已。農忙時, 我也干農活, 諸如插秧、挑秧、拉犁、割麥、挖塘泥、駕駛手扶拖拉機等都干過。我在干校一共勞動了三年多時間, 雖然辛苦, 但我的確學到了很多勞動技能; 過著軍營式的生活, 的確增強了集體主義精神; 通過寒冬臘月和炎夏酷暑的勞動, 真正體會到有名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須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和古訓“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的真正含義。

    我們第一年的干校生活非常艱苦, 在勞改犯住過的大屋內,鋪成一溜地鋪,每人70公分肩挨肩地睡幾十個人,磨牙、放屁、打呼、夢囈,五音俱全,幸虧勞動累了,不怕干擾,倒下就進入了夢鄉; 吃的霉米霉面, 可能是當地糧庫認為我們這幫人都不是好東西, 不賣我們好米好面; 穿的也很破, 補丁摞補丁, 真象一群叫花子(不是沒有衣服, 而是舍不得穿好衣服,那時還是憑布票買衣服。 所以大家都把壓箱底的舊衣破衣找出來當勞動服, 我們這些“老九”們不怕寒酸不修邊幅, 休息日休息時, 還堂而皇之地穿上這些“禮服”去趕集, 也活該招來老百姓的“白眼”!那時一切都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我們在干校相互斗爭得也很激烈,“文革”中機關干部分裂出的兩派勢力或明或暗地還在斗爭著。在院墻的四角炮樓頂上, 安裝著高音喇叭, 經常廣播大喊大叫, 跟著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 干校也跟著翩翩起舞, 開展前后相互矛盾的、各種各樣的大批判。一會兒抓“五.一六”反革命,一會兒批鄧小平, 一會兒批陳伯達,一會兒又批林彪, 熱鬧異常! 那高音喇叭的音量很高, 十里為半徑的四鄉鄰里都聽得清清楚楚, 無怪乎四鄰農民兄弟誤認為我們都是一群“反革命分子!”但是時間久了, 農民們逐漸明白我們這些人“非等閑之輩!”首先, 每月從郵局給我們匯來的工資數額很大, 都是幾十萬元的巨款, 小小的鄉鎮郵局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 我們隨干校下放帶去的子女就近上學, 每個孩子都有一部自行車, 這也是鄉親們沒見過的, 而當地的孩子別說騎自行車, 就連書本費都交不起。 教了幾十年的小學教師也買不起一部自行車。有一次夏天夜晚我們到瓜地買西瓜吃, 與農民聊天, 一瓜農問我每月多少工資? 我說: “每月只有62元!惫限r說:“你別騙我了, 聽說你們食堂的伙夫都拿200多元, 你還不拿個300多哇!”我們聽了也真好笑, 有理說不清。 我們食堂的“伙夫”的確每月拿200多元工資,但這個“伙夫”是位“三八式”老干部、國家統計局的“走資派”王一夫副局長, 那時他還未“解放”, 考慮到他年紀大, 讓他在食堂里干點活, 不讓他下田, 也算是我們的一點人道主義吧!更使老鄉們吃驚的是, 1971年中央將我們干校的賈庭三同志 (原國家計委副主任)調派到貴州省當省委書記, 消息傳開后,周圍的鄉親們都炸了窩:“唉呀, 沒想到干校真是藏龍臥虎之地,居然出了個省委書記!媽的,我們連自己的縣委書記都沒見過哩! ”我們的形象逐漸得到改善。四周鄉親們還為我們編了個順口溜, 說: 干校的人“穿得破, 吃得好; 自行車, 到處跑; 收音機, 哇哇叫, 每人手上還帶了個大手表!”如果現在他們知道朱容基總理當年也是我們干校的“五七“戰士,老鄉們更加瞠目結舌了。

    我們在干校種的稻子、麥子, 都長得很好, 每塊田地里都禾青苗壯, 產量很高。那時, 當地的一些公社官僚干部往往把我們作為好例子, 訓斥農民社員:“看看人家念書的知識分子, 種的莊稼都比咱們強多了, 你們都是干什么吃的? 偷懶!”社員們不服氣, 私下抱怨說:“干校的人拿工資; 干校的莊稼抽‘白面’(指施化肥), 干校的水是水泵抽; 而我們呢? 只有一雙手!”我們聽了以后, 心里真不是滋味, 由衷地同情農民。農民兄弟道出了真話。我們的干校是國家計委辦的, 國家計委有權有勢又有錢, 在財政經濟方面, 它權傾朝野。國家計委一向是“大國沙文主義”, 在計劃經濟年代里, 中央各部委既“怕”它, 又“罵”它,同時還要巴結它。 國家計委領導批個條子, 就可以增撥建校經費; 打個電話, 就可以調撥木材; 發封信函, 就可以把地質部的打井隊調來。有這樣強大的物質后盾, 干校的莊稼怎能長不好呢?!官僚主義的公社干部以我們干校為“榜樣”來訓斥農民兄弟, 豈不屈死老百姓嗎!?中國的農民多么的溫順、善良啊! 民以食為天, 我們的農村政策和經濟體制不改變怎么行呢! 我們這些秀才在干校參加體力勞動, 總是認為自己吃了苦, 屈了才, 被遭踏, 可是與當時的農民兄弟一比較, 又是“天上人間”了。我總是認為: 在使用人才、浪費人才方面, 把我們下放干校勞動, 的確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交出了高昂的學費; 可是對于“三門”(家門→校門→機關門)干部來說卻是培養了勞動人民的感情, 對于為官者(特別是當個清廉的官)來說, 這種感情是絕不可少的!

     

    在干校的三年生活, 對于一個“老九”來說, 是非常單調的。除了勞動、政治學習以外, 我又重新鉆進“紅樓夢”、“西廂記”等名著里尋找消遣; 看看俄文版的毛主席語錄, 以備將來能用上 ;每日的“參考消息”必看無疑, 這是唯一了解世界的窗口; 再就是休息日常到河南新野縣去趕集(干校所在地是與河南新野交界處)。我們常出沒于新野、襄樊、襄陽等地, 這都是三國時的古戰場, 南陽的隆中和襄陽的隆中我們都去憑吊過, 集思古之幽情, 看今朝政壇上的走馬燈。同我們一起扛木頭、賣苦力的張良志同志, 談苦論今, 滑稽幽默, 無所不知, 政見很多, 是位很有頭腦的人( 后任國防局局長)。模仿文人騷客的樣子, 感慨唏之!

    三年的春節, 我都沒有回北京與家人團聚, 都是在干校度過 ,每次都受到妻、兒的埋怨, 但沒有辦法, 干校的壯工不能一次走空, 必須分期分批的探親。

     

    我每年都是夏季回京探親, 一身曬成古銅色的肉, 再加上手提大蒜、行李等雜物, 公共汽車上的人都以為擠上了個鄉巴佬, 怕我身上的臭汗蹭臟了衣服,對我敬而遠之。 每次探親只有三周假期, 沒有醫生證明, 不得逾期返校, 我每次都老老實實遵照執行了。記得1971年夏天我離家返校時, 三歲的光兒正

    發著燒, 在門口哭喊著抱住我的腿不讓我走, 妻子也流著眼淚......, 我還是走開了, 其情其景,仍歷歷在目。

    在干校后期, 由于我們的辛勤勞動, 生活條件逐漸得到改善。全家下放的, 都能分配到一間住房(自己蓋的); 單身下放的, 也可以三、四個人住一間屋; 有喂豬班、養雞班、蔬菜班、水稻排、大田排、小賣部等等, 吃的是新鮮菜、新鮮肉、新大米; 房前房后綠樹蔥蔥, 白色的梨花, 粉紅色的桃花, 蜜蜂在花叢飛舞, 小鳥在枝頭歌唱, 嚴然是個田園詩般的環境, 自給自足的小社會。

    但是, 人們都感到前途渺茫, 精神空虛。雖然高舉語錄的小丑林彪在溫都爾汗摔死了, 但“四人幫”仍在左右中國的政局, 極左的言詞時不時還對著我們這些“老九”們。由于林彪出逃摔死, 毛澤東主席的威望已在人們心目中下降了, 只是不敢明說而已。人們不知不覺地已開始發現自己也在“上當受騙”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去向。全家下干校的, 不知道自己將被“發配”到何處去?!孩子到北大荒插隊的, 不知何時能夠團圓?!單身來干校的, 每年只許回京探親20來天, 當心將來分配外地, 造成新的兩地分居等等。這些擔心和想法, 都是人之常情, 情理所在。但是, 那時的政治思想工作, 都是一個勁地強調: “我們五七戰士聽毛主席的話, 服從分配, 指到那里打到那里......等等!倍乙粚訉拥倪要每個人表態。最有意思的有一位支部書記, 妻兒在北京, 單人下放干校。他在做大家思想工作時, 高調唱得漫天價響, 把寶壓在“我是支部書記,肯定會回北京”, 但到宣布分配名單時 ,他被分配到河北邢臺地區, 這下他傻了眼, 翻臉不干了, 和平環境下, 很少有的“共產黨員經受考驗的時刻”, 他被考倒了; 二連(朱容基總理所在的連)也有一位支部書記平常批評別人不服從分配時挖苦說俏皮話:“叫你往東你往西,叫你打狗你抓雞!“后來分配他到新疆去,他卻堅決不干了,大家常常把他上面批評別人的順口溜引伸對他自己:“打狗抓雞,不是個東西”作為笑料! 對這樣的共產黨員,大家暗地里無不嗤之以鼻! 但是, 我們有很多同志, 表里如一,雖然為未回北京而遺憾,但分配名單宣布后,還是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了。

    在這期間, 我沒有隨便表態, “君子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在發言時我耍點滑頭, 盡東扯西拉地打岔而言它, 我想, 總比到時食言為好!

    我還算走運氣, 1972年12月下旬, 國家計委政工組把我從干校調回北京了, 這還要感謝丁滌清同志, 是他提名要我回來, 做他的助手!

     

     

     

     

     

     

    胡 耀 邦 為 我 平 反

     

    自1960年我從蘇聯留學回國以后,一直背了個“地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包袱,再加上那時中國與蘇聯兩國的關系鬧翻了,并大張旗鼓地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我又是剛從蘇聯回國,在周圍同事和上級的眼里,肯定是“修正主義流毒”很深。因此,我這樣的雙料貨色,一定是考察、審查對象,不敢重用,F在回憶起來,有幾件很說明問題的例子。

    一件是:1961年前后,正在大張旗鼓地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時,在一次的政治學習小組會上,我曾講過:昨天還是友誼“牢不可破”、“無私援助”、“國際主義典范”、“列寧故鄉的老大哥”,一夜之間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變得真快!......(大意)。我的通篇發言,并無反對“批修”的意思,相反,結合我的親身體會,還列舉了蘇聯社會上的不少弊端?墒,沒過多久,一天在下班的路上,楊樹莊神情嚴肅悄悄地問我:“見到最近的一期學習簡報嗎?”我說:“沒有。怎么啦?”他說:“上面有一條報導說剛從蘇聯回國的某留學生,對反修、批修不理解,說我們國家的態度變得真快,思想拐不過

    彎來!是你說的嗎?可得要注意,不要亂說!蔽衣犃艘院,開始是一愣,繼之是否認?墒,我心里明白,這準是那位給我打了小報告,歪曲事實,向領導取寵去了。楊樹莊同志了解我愛“亂說”的性格,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月里,這樣善意地提醒我,我非常感謝,受益不淺!

    還有一次,1963年期間,電子工業部部長王錚在國務院開會時,向國家統計局局長王思華同志推薦電子部生產的傳真機,建議在國家統計系統建立傳真網。國家統計局接受了這個建議。此項工作委托計算室來承擔。當時是六十年代初,傳真還是一項新技術,不光是使用,還要學會維修。使用傳真帶有一定的機密性。領導再三研究,決定讓我接受這項任務,并已通知我于下月前往上海傳真機工廠接機學習。我也作好了接受這項任務的準備?墒且坏仍俚,沒有消息,最后告訴我,不讓我去了。我的分析,是我的社會背景和家庭出身不符合要求,在安全部門的政審沒有通過,這種事當然不會明著跟我說,只好不了了之。我也心領神會,沒有不知趣地去追問,但曾經對自己的前途產生過悲觀。后來調來了兩位貧下農出身的大學生(楊旭、孫孟達)接受了這項任務,我心里更明白了。

    在下放干校勞動的三年期間,照理說,不論我的勞動態度和政治表現都還可以,當時的基建排黨支部已決定發展我入黨,但上級黨委不批。盧曙天同志曾告訴過我:王志遠批評他說,你雖是三八式老干部,但對地主家庭認識不足,階級立場不端正,所以遲遲得不到“解放”。并舉例說,程斯煌之所以不批準他入黨,因他母親是戴帽地主分子,程斯煌利用出差期間,還回家看過他母親,與地主母親劃不清界限,等等。

    從上面幾件事例可以看出,我這個人就像一塊烤熟的山芋,想吃怕燙口,想拿怕燙手!我也琢磨透了,根本原因還是我的家庭背景不好。 母親還是“被管制的地主份子”,雖說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這種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不能越過“殺、關、管”這個界限。

    我在“窺測”時機,想辦法從根本上拔掉這個“禍根”!1973年春,出于技術工作的需要,我從干校調回北京。我為補償我的先天不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實際表現贏得領導的信任。在那“四人幫”橫行的年月里,我的言行特別謹慎,因為腦后還有一根“出身不好”的辮子。

    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幫”被粉碎,鄧小平再度復出,中國的政治氣候逐漸晴朗了,舉國上下都呈現朝氣蓬勃的景象。但是左傾思想在一些政工干部的腦子里還遠遠未能肅清。在此期間,我實際上已在計算中心內部承擔了不少工作,特別是在硬件方面,帶領年輕人在第一線摸爬滾打,此時支部以支部書記秦秀蔭同志為首的支委、小組長等三人找我談話,重點是讓我對剝削階級家庭有個正確的認識,劃清界限,不再死揪住家庭問題不放,可以發展我入黨。按照常規,如果聰明的話,我可以順水推舟,寫個材料,檢查一下,就可以填表入黨了?墒,我這次表現“反!,很不“知趣”地鄭重向他們三人表態聲明:一.感謝各位對我政治生命的關心;二.憑我政治嗅覺的敏感性,“四人幫”倒臺了,該我為自己家庭成份問題辯解的時候了 ,我要推倒壓在我們頭上冤假錯案的一塊大石頭,我正式向他們聲明:我家不是地主,所以也談不上和地主家庭劃清界限的問題。并且告訴他們,我已寫信給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同志申訴去了。他們聽后,都感到突然,面面相覷,沒想到程斯煌還有這樣大的膽子。這三位同志對我是關心同情的。他們說:1.即使是55年地方干部打擊報復改劃你家為地主成份不對,但這個歷史賬誰能一下子為你澄清!現在不再揪住地主成份(實際是管制地主)不放了,你何苦呢?2.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冒“為地主家庭翻案”的政治風險嗎?我說:這些我都知道。但我認定遲早會為我平反。三十來年都等待了,現在我倒不著急了。就這樣,我們談得不歡而散。

    在這一段時間,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安徽省委方面的回音,的確也很著急。猜測很可能將我的申訴信批到原籍桐城縣去處理。如果那樣,那真是石沉大海,不會有回音的。我的確在思考著:可能真要背上“為地主家庭翻案”的罪名了。我當時一橫心,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將我調出國家計委,但總得給我一碗飯吃,我在干校學會了一些勞動本領,我還可以當電工、修理工!我將這郁悶的心情告訴了三八式老干部、老領導盧曙天。盧表示同情,但“愛莫能助”!可是他為我出主意,建議我去找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去。他說他的孩子為了母親被定成“判徒”問題,剛找過胡耀邦,胡很認真很客氣,問清緣由,批示有關部門,弄清事實,還真給我老伴平反了,孩子也不受牽連了。我說:“老盧哇!你是三八式老干部,我算個啥!胡耀邦哪能過問像我這樣一般干部的問題哩!”盧說:“胡為人很好,很有正義感,你可以試試嘛!”說完,隨即將胡耀邦家的地址告訴了我,這是盧對我的極大信任,否則,這樣的重要人物的地址,是不能隨便告訴別人的。我接受了老盧的建議,拿到胡耀邦家的地址后,我就開始琢磨著如何寫這份簡而明的申訴信。

    信的主要內容是:

    1. 開門見山,表明我是五十年代的黨培養的留蘇學生,加深耀邦同志的印象,引起對知識分子的重視;

    2. 土改以后的多年,即55年地方干部打擊報復,將我家錯誤的改劃為“地主成份”,至今母親未摘帽子,受管制,影響我們兄弟的前程;

    3. 我參加過土地改革,對土改法和劃分階級成份的條文,幾乎可以背誦出來;按照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況,我家絕不是“地主”。

    4. 如果我是為“地主家庭”翻案,我愿受黨紀國法制裁,甚至開除公職回家種地也心甘情愿;如果我反映的情況屬實,請求為我平反。

    以上是給胡耀邦申訴信的大概主要內容。在去胡耀邦同志的家以前,我從相冊里翻出了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會上我們與胡耀邦同志的一張合影照片。我想這張照片,也可能有用途,就帶在身上。于是,1978年10月14日,按照胡耀邦家的地址,我未作任何打扮,騎了一輛破飛鴿自行車來到胡的家門口。

     

    秘書問明了我的來意以后,不愿意接收我的申訴信,更談不上讓我進去晉見胡耀邦了。秘書告訴我,像我這樣的問題,應該到信訪部門去,不應該隨便到首長家里闖。我說,我已給安徽省委萬里都寫信了,石沉大海不見動靜。聽說耀邦同志正義無私,辦事果斷,所以才找到這里來。秘書說,那也不行,不能到首長家里來談。并讓我將信送到中組部信訪室去。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對秘書說:“我認識耀邦同志,多年以前,我們是朋友!”秘書見我衣冠不整,貌不驚人,將信將疑地問道:“何以為證?”于是,我從衣兜里掏出與胡耀邦一起照的相片指給秘書看:“證據在此!緊挨著耀邦右側的就是我。那時我才20多歲!”秘書接過照片,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馬上陪著笑臉說:“請坐,請坐!對不起。不過......今天耀邦同志正在家里與一位老同志在談話,F在如果請你進去,恐怕不方便!”我說:“我可以在這里等他!”“那時間就難說了......你是否可以明天再來一趟?”我說:“可以。明天還是這個時間!”秘書忙起身送我出門,并問道:“您的車停哪兒了?司機在嗎?”他還以為我是個什么了不起的干部。我說:“我的自行車就靠在胡同口墻根邊,您留步!我自己去”。就這樣,我告辭出門,雖然沒見到耀邦同志,但秘書已約我明天再來,我心里樂滋滋的;氐郊依镂胰绱诉@般地向老婆敘述了一番,我們都認為:約我明天再來,這張照片起了關鍵的作用,我們對著與胡耀邦的照片端視良久,思緒萬千!我認識胡耀邦,胡耀邦哪還會記得我呀!1957年夏,我們一群留蘇同學在中國代表團住址門前請胡耀邦團長與我們一起合影,他哪里知道我們哪一位是趙、錢、孫、李!今天,我純粹是用這張照片把胡耀邦的秘書(可能是生活秘書)唬住了。

    第二天,也就是1978年10月15日,我如約又騎著那輛飛鴿破車,一路咣當響地來到耀邦家里。秘書非常抱歉地對我說:“真對不起,耀邦一早就到中南海開會去了,他忙得很!您能不能將信和照片留在這里,我一定負責交他本人,等他有時間再約你來一趟?!”我說:“當然可以,撥亂反正百廢待興,需要他處理的事的確太多了,我的問題他如能批示解決,我不一定非要見到耀邦本人不可!”“那太好了,對不起,讓您白跑一趟!” 我臨走時問秘書一句:“秘書同志,您貴姓?”秘書馬上明白我問話的意圖,馬上回答說:“我姓馬。如果我送不到,就找我這個姓馬的!”

    沒過多久,大概不到一個來月的時間,國家計委政工組朱長生同志找我談話,把我叫到計算機機房的一角,慢條斯理、笑顏可鞠地對我說:“皇上,為了家庭成份問題,你給胡耀邦同志的申訴信,他收到了!并且有個批示,要去調查落實......現在還無定論。但是,希望你對這件事也應有個正確的認識,別人也有個認識過程!因此,希望你對某些同志也不要得理不讓人!”我聽了這番話,非常高興,我的申訴信有了回音,只要去調查,就會水落石出。但朱長生同志希望我“不要得理不讓人”的話,我持有異議并加以反駁:

    現在還未去調查,成份問題并無定論,我還可能背上“為地主家庭翻案”的罪名,所以,我現在還未“得理”;

    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程斯煌從不偷偷地背著組織干,而是光明正大地向他們作了匯報;

    是他們說我不應該向萬里同志寫信,是他們說我冒著“為地主家庭翻案”的風險!

    任何人都有權利向上級反映情況,我只是對他們責怪我不應該向萬里寫信有意見,我沒有得理不讓人!并說:我無他求,1950年土改時,依照“農村劃分階級成份”的規定,我家正式定為“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相當于中農待遇),1955年改為“地主”,我不服,只要能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我一切都向前看。朱長生同志聽后頻頻點頭,嘴里直“撮魚刺”,無言反駁,已經默認我言之有理。大概胡耀邦同志批示后,怕我對歷史問題揪住不放,所以希望我“不要得理不讓人!”我決不是這樣的人。朱長生同志在政工干部里面是比較開明的也能堅持原則的同志,思想也能跟上改革開放的歷史趨勢,對過去極左思潮錯誤認識得也較快,我們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上是比較一致的,我們成了好朋友。

    后來朱長生等同志將胡耀邦在我申訴信上的批示原文告訴了我:

     

    組織局:

    請你們抓住這個例子,加以處理,然后寫出一篇東西在《組工通訊》上發表,給各地加以指導,以教育全黨。

    胡耀邦 1978年10月15日

    很明顯,胡耀邦同志對我的申訴信相當重視,并擬將作為實例報導,指導全黨,落實知識份子政策。

    同年11月8日,中央組織部組織局張凌同志與國家計委聯系,要求先把情況弄清,如屬實,要發表文章談這方面的問題。中央組織部要求國家計委派人到當地調查,計委推托說:“計委是國家經濟計劃部門,管不了地方政權部門的事,計委不便派人去!”中央組織部組織局當即果斷地對國家計委說:“你們不去我們派人去,但程斯煌同志是你們的干部,你們一定要派人陪同前往,以便了解情況!”就這樣,中央組織部與國家計委共同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取得安徽省委組織部的配合,直達安徽省桐城縣委會,縣委停下會議接待了調查小組,第二天就到我的農村老家石井村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我反映的情況屬實,經桐城縣委和當地政府出面,召開全體村民大會,宣布1955年為我家錯誤地被提升為“地主成份”問題平反,恢復土改時定的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相當于中農)。調查只花了八天時間,就把平反文件帶回北京。

    在我聽到平反的消息時,我非常激動......背了24年的黑鍋,終于從我母親、弟弟和我的背上卸下了,我為受磨難一生的母親高興,為弟弟們高興,同時,我們全家萬分感激胡耀邦同志。據參加調查組的老宋同志私下跟我說:他們調查組也找到了當年迫害我母親的壞干部陳忠,此人當時是鄉一級的干部,經常在我家搭伙,讓我母親做飯給他吃,后來產生壞心,企圖對我四十多歲的寡母行為不軌,被我母親嚴辭拒絕......事情敗露以后,這個壞蛋就對我家進行報復,將我家改成地主成份并對我母親加以管制。調查小組找到他時,宋瑞同志說,這個壞蛋嚇得直抖!同時,調查小組還到公安局查閱了檔案。土改時各鄉各村的階級成份和被管制地富、反、壞,在公安局都有備案的檔案資料。宋瑞同志告訴我,在公安局也沒查到我母親是被管制的地主婆,我家也不是地主,仍是土改時定的“小地主出租者”成份?梢,我家不明不白地被改成地主,我母親不明不白地當了“地主婆”,而且不明不白地被“專政管制”了二十四年!那時哪有什么法制!

    中央調查組派人到我老家調查并為我家平反,一時轟動了桐城縣,說什么的都有:“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程斯煌還真有點牛皮!”也有說:“胡耀邦和程斯煌在干校一起勞動過,是好朋友!”還有說:“程斯煌在蘇聯時就認識胡耀邦,程斯煌的愛人還是胡耀邦介紹的!”言外之意,程斯煌是走了后門,胡耀邦才為程斯煌平了反。

    在我們機關內,有人告訴我,當時也有類似的議論。比如有的不明真相的人說:“唉!社會風氣真不好!什么都要拉關系,走后門!你看,程斯煌憑一張照片都能把胡耀邦拉來為自己幫忙!”人們發表這樣的議論,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這是出于對社會不良風氣的不滿。但把這些現象也往胡耀邦身上聯系,實在有失公允,這是往胡耀邦身上濺污點,屈哉!這件事所以能夠辦成,與我準確的洞察力有關,如同“文革”期間有句批判罵人的話:“一遇風吹草動,就窺測時機,進行反撲!”我看準了鄧小平改革之風已在"風吹草動",我幸運地抓住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的良機,使我鼓起了勇氣向過去的錯案進行“反撲”!我這是通情達理的自我解放,自我保護的行動,沒有任何為私利的不良意圖和損人利己的行為。

    我只將這張照片用作了“敲門磚”,敲開胡耀邦家門以后,他是嚴肅認真地、大刀闊斧地執行黨的撥亂反正的政策,這里沒有私心,沒有沾親帶故!我所以詳細地、客觀真實地寫出經過,是想讓世人和我的后代了解胡耀邦為人的高尚品質,千萬不要向他身上撒上污點。我也怕人們說我趁胡耀邦批示的機會向上爬,去拍胡耀邦的馬屁,所以在為我平反以后,我連一封感謝信也沒給胡耀邦寫。(我的妻子都勸過我寫一封感謝信)。我只是在胡耀邦逝世時,國家統計局發給我一張票,于1989年4月22日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胡耀邦追悼會。那天的會很隆重,鄧小平主持追悼會,趙紫陽致追悼詞。會畢,我們每個人走到耀邦遺體前鞠躬告別,我深深地向耀邦遺體鞠了三個九十度的躬,并默念著:“耀邦同志,感謝你,我的感謝來遲了,請原諒我,我們全家永遠忘不了你,人民忘不了你!現在外面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的人群舉著悼念你的橫幅就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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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06-2-1 18:34:30 | 只看該作者
    日 本 之 行

     

    根據國家規定,1980年是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年(每十年全國普查一次)。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4, 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聯合國對中國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極為重視。聯合國為了取得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 作為交換條件, 用聯合國人口基金援助中國人口普查經費1800萬美元。十幾億的人口統計數據資料, 項目之多, 分類之細, 沒有現代化的電子計算機是無法處理的。因此, 我國政府決定以援款的大部分用來購買電子計算機武裝全國各級統計部門。按國際商業競爭法規定, 聯合國為中國購買計算機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招標。招標結果, 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公司)中標。由靠近中國的日本東京IBM分公司供貨并培訓中國技術人員。 國家統計局組織了一個22人的計算機技術代表團( 其中有還有一位元帥的女兒), 由秦秀蔭同志任團長(負責軟件), 我任副團長(負責硬件), 于1980年4 月初率團前往日本東京。 這是粉粹“四人幫”、1979年胡耀邦同志為我平反以后, 我第二次得以跨出國門( 第一次是1955年去蘇聯留學)。那時,我們國家在鄧小平同志的指引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 國門剛剛打開一條小縫, 我們就第一批走出國門 ,邁入西方世界──資本主義在亞洲的櫥窗-----

    東瀛日本, 確實令不少人羨慕。難怪那時有人夸我:"程斯煌家庭平反后, 芝麻開花節節高! 四喜臨門!" 所謂“四喜”就是:1979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0年春帶隊出國, 同年又為我分配四間住房, 提干當了副處長。那時我自己也受寵若驚, 苦行僧式的生活, 熬到年近50, 竟一下子來了個“飛躍”, 自己也感到意外, 于是我更加勤勤懇懇, 一絲不茍地工作著, 不但要求自己嚴格, 要求年青人也嚴格, 按現在的眼光看, 當時我的生活和工作比苦行僧還苦行僧。因為那時雖然在政治上翻了身, 但經濟狀況尚未改善(不是我一個人, 大家都是如此)。

    還是說我們的日本之行吧! 我們出國之前,都要集中學習幾天, 叫做“進行外事教育”,內容都是如何注意禮儀, 該說什么, 不該說什么,都有一個界定,以防發生政治差錯或丟中國人的臉。

    由北京飛日本很快, 只需四個多小時。未到日本之前, 在飛機上早早就看到火山口形狀的富士山, 不要空姐提醒, 我們就知道快到日本了。難怪富士山就是日本的標志。初到東京, 安排我們住在新大谷飯店, 團長秦秀蔭和我, 都長期生活在關閉鎖國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環境中, 初次帶隊出國都特別小心謹慎。因為離開了祖國和組織, 突然來到花花的資本主義世界, 遇到一切問題, 都靠自己獨立處理, 不免都很緊張。我們住在新大谷飯店, 開始除集體活動以外, 不許一個人獨自外出, 我們都“貓”在屋內不出來, 吃飯時, 舍不得花錢去餐廳吃, 就派翻譯和幾個人買回面包、香腸什么的, 在屋內喝開水干啃。住了一些日子以后, 服務員納悶: 中國人真怪, 不吃不喝也不出來, 都在干什么?!可能服務員向飯店經理匯報了,不幾天主動派來兩個年輕人, 在休息日的時候帶我們出去玩。我們欣然同意了。那時正是四、五月份, 日本的櫻花四處怒放, 景色怡人;現代化的建筑與日本古建筑交相輝印, 溶為一體, 古樸典雅,明顯帶有中國古文化的色彩, 仿佛時間的隧道將我們帶回盛唐時代。還有現代化的娛樂──過山車等等, 都嘗過它的刺激。但是, 有一個地方使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 這兩個導游者把我們帶到“靖國神社”參觀了。開始我們并不知道, 進去參觀時, 覺得佛教氣氛很濃厚, 什么觀世音呀, 如來佛呀都有。后來發現里面有許多紀念碑, 碑上的名字都是中國人民切齒痛恨的民族仇人。如二戰結束后, 1948年11月4 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 以及以前對中國發動甲午戰爭的罪魁禍首伊藤博文等都在那里豎了碑, 立了傳。我們視為民族的仇人, 他們卻尊為靖國英雄。這就是立場不同, 觀點迥異!幸虧我們名氣不大, 不是官方代表團, 否則真是犯下政治錯誤了。我們只好吃了啞巴虧, 回國后也沒敢吭聲。

    我們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里, 不怎么感到是身處異鄉他國, 因為人種膚色、 漢字文化雖然夾雜著一些片假名字母, 但與中國非常接近, 滿街都是漢字, 只是語言不同, 猶如北京人出差到福建、廣東一樣。日本人也常誤認為我們是地道的東京人, 常碰到日本老鄉向我施禮點頭哈腰問路, 我只好攤開手說:

    “I Chinese! ”他一聽不是日本話, 馬上尷尬地走開了。我們問路時也很簡單, 只要手中有一支筆一張紙寫上要問的去向, 日本人立即明白, 很耐心很詳細地為我們劃上路線, 標上箭頭, 我們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人, 對漢文化都比較了解。我們有時模仿魯迅用“筆談”的方式與日本人“交談”,很有意思。各持一支筆, 共用一張紙, 在“紙上談心”,上至中日的歷史下至各自的家庭狀況, 無所不“談”。我知道東京從前叫“江戶”, 他們知道北京從前叫“日下”; 問他們知不知道中國秦朝時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的故事, 他們寫出:“徐福, 有的; 三千童男童女,傳說的!钡鹊, 然后會心的哈哈大笑。我們寫出“原子彈”三個字, 他們就寫“米國的不好!”其觀點立場盡在不言之中。有時, 給他們寫頭兩句唐詩, 日本朋友居然可以將這首唐詩全部續寫下來。說明中國的文化對日本影響之深。我們這種“筆談”方式都是出于無奈, 因我與日本人的英語都很蹩腳, 而他對漢語, 我對日語彼此都一竅不通, 只有用共識的漢字來“筆談”, 卻別有風趣。如同啞語一樣, 所不同的是: 啞巴用手勢, 我們用筆談!

    日本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 團結一致, 不窩里斗, 敬業精神很強。在工廠, 在商店, 甚至在大街上走路, 都是緊張認真, 帶著小跑, 到處都在緊張、高速地運轉著。所以西方人戲謔日本人是“經濟動物”。但是, 可以試想一下, 日本人在二戰的廢墟中爬起來 ,如果沒有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 它能成為世界上一流的經濟大國嗎? 日本對國民的教育非常重視, 尤其對下一代。他們的小學生和中學生都身著學生服, 既美觀又整齊劃一, 社會對身著學生服的孩子們都有約束、教育的責任感。比如身著女學生服的姑娘們, 都不能涂脂抹粉, 男生們不能吸煙、斗毆, 否則, 社會可以監督,警察可以管束 .

    日本民族生活的地方并不得天獨厚。首先日本是個多震國家 ,他們經常進行地震演習, 人們對防震意識很強。我們生活的四個月多中, 東京就震過幾次; 我們住在高樓上, 幌動得特別歷害, 每到這個時候, 他們的負責人擔心我們恐慌, 就跑過來安慰我們, 叫我們不要緊張, 這在日本是常有的事。除了多震以外, 日本的資源也很貧乏, 多靠進口, 比如礦石、石油等, 不像一些阿拉伯國家是“真主”賜給他們寶地, 靠地下冒出的石油就可以養活一國人民。因此, 自然條件也迫使日本人要憤發圖強, 要團結一致, 成為亞洲的工廠, 甚至是世界的加工廠, 那么小的島國(37.7萬平方公里, 比云南省還小), 那樣差的自然條件, 不但養活了一億三千多萬人口, 而且還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富裕國家, 其經濟實力在世界上舉足輕重。日本民族的這種精神, 實在值得其他民族學習。

    我們的接機培訓分軟件、硬件兩大部分, 且在兩個不同的地點。所以后來我們這個代表團也分居在兩個地方, 秦秀蔭同志帶領軟件技術人員住在一個地方, 我負責帶領硬件技術人員住在日本東京亞洲國際交流中心< TOKYO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JICA. 簡稱:T.I.C.>, 具體地點是: 東京都 新宿區 市ケ谷 本村町 42 -11。(后來又搬到雅敘園觀光飯店)。這個中心的食宿條件不錯, 每個人獨住一個房間, 很是適合學習和研究的環境,而且還免費供應早餐。這里雖然叫日本亞洲交流中心,但實際住在這里的世界各國人都有。在這里完全是西方人的習俗, 很自由自在。為了解決男女性欲要求, 只要男女雙方愿意, 不管你來自世界那個洲,都可以臨時組合同居, 還省一個人的房租, 何樂而不為之。 我們天天見到鄰居一個韓國小伙子就和一位阿根廷女人住在一起, 兩人常常在飯桌上向我們津津樂道, 講他們如何如何相愛。其實鬼知道, 學習一結束, 一拔腿, 各奔東西就散伙了?蛇@種行為我們中國人是絕對不允許的。 回憶起來, 我們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

    我帶領的硬件技術人員中, 有一位年輕女士, 是我們硬件隊伍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英語水平一般, 閱讀能力較強, 聽說能力較差。她為了提高聽、說能力, 每到飯桌就餐時, 不管遇上那國的人, 也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 都能大膽地同人家用英語聊天, 問長問短 ,很是隨和。有一次她跟一位黑人聊得很起勁, 沒有經驗, 還互道姓名, 互道房間號碼。這位黑人兄弟誤以為他“獵獲”了同居對象 ,老是敲門要找這位女士。這下可把她嚇壞了。我們大家都告誡她 ,不要隨便跟人瞎聊了, 出了事情誰負責?!我指令我們的男同胞立即對她采取了保護措施, 讓一位男同志形影不離地陪著她, 一直送她入室就寢退出,沒有我們電話通知,讓她誰敲門也別理。給黑人兄弟造成一種錯覺:“她已經有了......”, 這樣才慢慢地將這位黑人兄弟甩開。

    我們在東京的接機培訓無論在生活上或學習上都是相當艱苦的。學習上的艱苦主要是語言障礙, 教我們的專家都是來自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 全講英語, 他們是引導性的教學, 差不多一天就講一本書, 剩下的就全靠課余時間和晚上加班加點去閱讀消化, 所以大家都很累。生活上按道理不應該苦, 因為聯合國每月發給我們每人22萬日元(按當時匯率相當900美元)生活費, 除去約10萬元房租, 剩下吃飯足足有余。但是當時我們國家的政策, 出國人員在外也要吃大鍋飯, 要求大家盡量從儉, 吃飯也要憑發票報銷, 盡管是聯合國給的錢, 節余也要上交國庫。如果每頓吃飯讓大家去開發票 ,大家肯定都到飯館放開肚皮猛吃, 那么這點錢不但不能節省上交國庫, 肯定還不夠花。這種政策實在讓我們領隊的人難以掌握, 常常鬧出笑話, 后經電話請示國內領導, 我們采取了變通辦法, 房租實報實銷(有發票), 個人吃飯 7萬日元月包干, 吃好吃差自己掌握 ,每人每月上交國庫5萬日元。

    在那個年月里, 大家工資都很低,個個窮得叮當響, 好不容易有個出國的機會, 別的錢嫌不到, 就從牙縫里節省點錢, 買些電器和衣服帶回國,與家人共同享受一番。我們每月每人包干7萬日元生活費, 因為是住旅館, 無法自炊自做, 已經夠少的了(上交了5萬), 但即使如此, 我們每月每人花在吃上, 也不足3萬日元,硬從牙縫里擠出4-5萬日元。因為住在旅館里沒有廚房做飯, 天天吃方便面、牛奶、面包, 電壺煮雞蛋, 很少吃到水果和蔬菜(舍不得買)。因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農業產品價錢的剪刀差不大, 比如在東京吃一個西瓜的錢, 差不多可以買十盒名牌錄音磁帶; 而在中國, 當時買十盒名牌錄音磁帶的錢, 可以買100個西瓜。這樣一對比, 就明白了我們為什么舍不得吃蔬菜水果了。長期下去, 胃里只吸收高營養物質而無蔬菜水果調和, 真是不堪忍受。后來雞蛋、牛奶吃多了, 都吃出了雞*味, 真是倒胃口。那時在東京放出的屁, 都比在北京放出的臭得多。所以說我們的生活非常單調、艱苦?梢韵胂螽敃r我們是多么的“土氣”, 多么的“寒酸”。為什么? 不是我們吝嗇, 不是我們素質不高, 我們的技術人員都得到西方專家的稱贊, 我們的腦袋瓜都很靈, 只是我們的國家太窮, 我們的人民太窮, 太厚道! 這就是給外界造成中國大陸人“土氣”、“寒酸”等不良形象的原因。我現在寫這一段回憶錄, 以后我的后代們看了可不要發笑, 上面那些“笑話”, 其實是苦澀。二戰時日本是戰敗國, 六十年代中國和日本都還處在一條起跑線上, 而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 日本人民生活富裕, 經濟實力遙遙領先, 而我們還是這樣窮困落后, 究其原因, 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過去批判人家是修正主義, 歷史已做出結論, 馬列主義必須修正!鄧小平功不可沒!

    在日本我還受過一段委屈。事情是這樣: 1980年我出國之前 ,正好我愛人的堂姐黃啟秀回國探親, 我以官價匯率在她那兒兌換了200美元帶到日本。當時私自帶出外匯無銀行證明是非法的。 到了日本后, 我這個老實人向團長秦秀蔭匯報這200 美元是我愛人堂姐從美國寄給我的。這下可捅了瘺子, 消息在團里傳開以后, 軟件組那邊有人向團長耳朵里進饞言(出于嫉妒), 說我向外國親戚要錢 ,喪失了人格, 喪失了國格。團長耳朵根子軟, 也如此這般地批評我, 說我作為剛剛入黨的新黨員, 又是副團長更不應該, 等等。 我聽了實在難受。后來我愛人在加拿大的姐姐黃啟瑞真的要給我寄錢 ,為了免得找麻煩, 說明理由, 我回信婉言謝絕了?上攵, 那時雖然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國策已經啟動, 但左傾思想遠遠還沒有肅清啊! 當時我的八十多歲高齡的岳父母跟我住在一起, 他們風燭殘年, 重病在身, 岳母癱瘓在床, 即使是老人家的女兒、 侄女給我寄點美元, 我帶回來給老人家, 改善一下我們八口之家的貧困生活, 我喪失了什么“人格、國格”? 我何罪之有?! 我說, 不是我喪失了人格, 而是這些窩里斗的人喪失了人性!

    我們也真能夠節省苦熬, 我們從每月7萬日元(按當時匯率相當280美元)的生活費中, 四個月的時間, 硬是從牙縫里節省出不少的錢, 回國時買回了14寸彩電、收錄機、像機、磁帶以及在跳蚤市場上買了不少的廉價服裝等, 回到家里后大人小孩都歡天喜地, 的確是改善了一下, 神氣了一陣子, 因為在80年代初, 北京人的彩電擁有率還不高。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單位就有紅眼病的人嫉妒我們 ,竟然有人寫信到國務院“告發”我們, 說我們貪污私分公款。這封信轉到當時的第一副總理鄧小平那里了。鄧小平日理萬機, 哪有功夫管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就把這封信批給國務院辦公廳來處理。還是我們的領導盧曙天同志承擔了責任, 證明不是貪污的, 是他授權7萬日元月包干伙食費中節省的等等。 團長和副團長作了象征性的上交: 團長秦秀蔭上交了一只相機, 我上交了一對兒童玩具對講機, 法不責眾,對其他成員免于“追究”, 這樣才算了結了此“案”。我們某些人就有這種“窩里斗”的本領!

     

     

     

     

     

    隱蔽戰線上的斗爭

     

    我所在的工作單位, 擁有大量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核心機密,屬于一級保密單位, 歷來是敵特窺探的地方。它的工作人員要經過嚴格的審查, 它的大門有解放軍晝夜二十四小時把守,防范失密和被竊密。

    1980年夏, 我從日本回國后, 帶領計算機的工程技術人員投入了緊張的安裝、調試、運行計算機等大量的技術工作。與此同時, 由于是聯合國援助引進的美國設備, 大量的日本人、美國人、加拿大人輪番來華與我們協同工作, 保證按合同要求將這些設備安裝運行起來, 以確保我國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處理工作順利進行。由于我們的機房進入了如此眾多的外國人, 因而引起了國家安全部的高度重視。國家安全部相當于是蘇聯的“克格勃”, 或者相當于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總之, 它的任務就是專門針對外國的間諜活動,給以偵察、破獲, 從而保衛我們共和國的安全, 它的任務是神圣的,F在安全部要進入我們的主機房, 對外國設備進行測試檢查, 偵察這些設備里是否隱藏有外國的竊密裝置。當時我是計算機硬件技術負責人, 白天上班時,我要組織安排外國專家和我們自己的專家進行正常工作, 晚上我還要配合國家安全部的技術專家對這些計算機設備進行檢測,而且還要進行得神不知鬼不覺, 形成一個“內緊外松, 夜忙晝閑”的工作氣氛,不讓外國人有所察覺。

    在這幾年的時間里, 我早已感到特別勞累了。我八口之家, 上有三老(岳父母和母親), 下有三小(二子一女), 擠住在三里河一區101門2號三間小屋

    內,我們夫妻二人的月工資收入加在一起也不足130元,可以說是社會底層的

    生活水平......。然而我們這一代中年知識分子卻承擔了沉重的任務, 收入和付出的勞動極不相稱, 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傳統的社會主義教育, 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的工作經常加班到深夜, 早上8點鐘還照常上班, 我們沒有一句怨言, 盡管辛苦勞累, 營養不良, 我們仍然默默地工作著, 默默地奉獻著。

    安全部會同我們對美國計算機的多次深入檢測過程中, 在一臺3203型打印機里, 終于發現一塊集成電路插件(P/N××××)有奧秘: 當計算結果從這塊插件輸出打印時,同時也發送無線電波。安全部的技術人員在附近“燕京飯店”的樓上用儀器可以接收這種電波。但換一塊與此同功能同型號的插件插上后, 電波就消失了, 因此說明這塊插件板有重大“特嫌”。由于我們的解密技術不高, 該集成插件板發出的電波信號我們無法破譯, 所以我們決定暗地里將這塊插件板“調虎離山”, 將其“逐出”北京, 插在某省(市)統計局的計算機上去了(也是聯合國援助的同型號機器), 這樣才消除了國家安全部的心腹之患!

    美國人也鬼得很。凡是出售給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都要通過“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批準, 頒發出口許可證后才能運往社會主義國家, 并且要求聯合國花錢為中國買的計算機, 只能安裝在中國的各級統計部門, 不許用在軍事上和國防科研上。所以, 按合同規定, I B M 公司技術人員每周都帶著遠程通信軟件裝進計算機, 通過通信網絡在我們的主機房監測檢查各省統計局的IBM計算機是否仍在原位,是否被搬走用在軍事上, 而且在測試時還忌諱我們在旁邊觀看,對這些人我們也頂煩的。開始我們還耿耿于懷, 認為這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他們的技術人員一再向我們解釋, 這是他們上司規定的例行公事, 不這樣干就要丟掉飯碗, 請求我們諒解。實際上我們也在防范他們。當他們在測試時, 我們早已命令各省統計局, 這天的計算機里不得運算各種統計數字, 以防他們竊走我們的“經濟情報”?磥, 我們雙方都在互相提防, 雙方都在進行著“竊密與反竊密”的斗爭, 打著隱蔽的“情報戰”, 沒想到不知不覺地我也成為參戰的一員。想起來, 我這個當年出身不好的所謂“地主”兒子, 現在居然也能干這種事, 想起來也夠有意思, 感到自豪, 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獨有偶。就在此后的不久, 一次我在收到海外親友的來信中, 發現里面夾了一張反動傳單: 大肆攻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及民主黨派致公黨。發生這件事, 使我感到突然, 我一直保守秘密,當時連我的妻子都未告訴, 更是沒敢告訴小孩了。我的分析是:

    海外(美國)來信人是我妻子的堂姐夫吳志剛, 他委托我為其亡妻黃啟秀編寫紀念冊, 因而經常與我通信、交換稿件、商量出書事宜等,當時他已年過古稀, 且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并已截肢, 本人已生命垂危,他無力也無心干出這種殃及于我的政治攻訐蠢事。我的分析有下述可能性:

    可能是臺灣特務干的事。但仔細一想, 可能性不大, 因為: 一, 從美國來的信件, 都是在美國郵路中流動的, 臺灣特務能滲入美國郵政部門嗎? 二, 傳單全是簡體字印刷的, 沒有一個繁體字。而美國華僑和臺灣都是使用繁體字。傳單如果是在美國或臺灣印刷的, 應該是繁體字呀! 所以可能性也不大。

    最后一種可能性是我們自己的安全部門在考察我, 看看我的反映如何? 立場是否堅定? 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我決定采取保持沉默的態度, 不向上級匯報, 也不去追問吳志剛先生, 讓它去石沉大海。據我所知, 安全部門偵察、考查一個人, 大多是不通過被考查人的工作單位。我若去報案, 豈不又引起工作單位的議論和猜測!? 但那張傳單我一直壓在書柜底下保存了好多年, 以防萬一有麻煩時好作交代。如果真是安全部門用這種方法考驗我, 這是他們的職責和權利。我問心無愧, 對得起祖國, 對得起人民。以前與蘇聯朋友通信, 或與海外親友通信, 從來不談政治,只談生活、友誼和親情。這是為了保護自己, 也是為了保護對方。我談這些情況, 好像有多少經驗似的。其實我是個聰明的傻蛋。1964年我在內蒙搞“四清”時, 內蒙公安廳有位姓石的同志同我在一起工作, 他在公安廳專門搞偵察工作的, 我們相處很好。他見我是留蘇學生出身, 經常問這問那, 我們幾乎無話不談。當我對他說,我還與蘇聯朋友通信時, 他大吃一驚。他說:“你怎么這樣幼稚?!都是什么年月了? 現在我們公安部門對與外國通信的人都檢查、 盯梢, 甚至立案, 趕緊別寫了......”, 如此如何, 這樣那樣, 給我詳細介紹一番。因此我才得到了一些知識, 腦袋瓜才稍微變精了一些。自此以后, 我就與蘇聯朋友失去聯系了。我們生活的時代太復雜了。這次的傳單風波, 不管它起自何方, 我認為我作出這種處理方法是對的。通過這件事, 如果是敵特干的, 他們對我早已無望; 如果是安全部門在考察我,可能早已解除對我的“防范”了。因為我后來被領導指定參加了有關國家安全的一些保衛工作, 如我是國家統計局安全保密小組成員之一, 公安部領導下的計算機安全委員會成員之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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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西歐考察記

     

    計算機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與通訊網絡相聯系,要求通信線路的光纜化和數字化(即ISDN技術)。1987年國家信息中心機房和總機室開始鋪設了光纜并直接與中南海的39局連通。當時,我們郵電部門與比利時的貝爾通訊設備公司在上海合資生產程控交換機。1987年我受命率團赴比利時進行技術考察。成員有中南海39局副局長,郵電科學設計院工程師、郵電部工程師等8人代表團,我為團長。

    考察的目的地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城,因為貝爾公司總部及其生產基地都設在該城?疾斓募夹g問題另有報告,不宜在回憶錄里細述,現僅就考察的觀感作一敘述。西歐的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三個小國是個小經濟共同體,這三個國家之間的邊界可以自由通行,不需簽證和護照 。由于國家小,一天時間就可以游覽三國。

    比、荷、盧這三個國家雖小,但人均生活水平很高,是西歐福利型國家。

    在安特衛普城,每到傍晚,人們都擁擠到街旁和廣場,邊游玩邊喝咖啡,邊聊天邊聽教堂的鐘聲,悠閑自在,這是當地的一景。人民的生活質量很高,每到周末(周五 )的下午起,人們紛紛開著旅游車出城,甚至車后面還拖著廚車跑。他們大部分都是到海邊度假,吃住就在車上,不需住旅館,周日晚才開車回城。星期六、日白天大街上店鋪基本關門不營業,也很少有行人,因為都出城玩去了。這與北京正好是鮮明的對照,北京每到休息日大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人滿為患。

    我們到比利時西部古城Brugge(布呂赫)游覽,他們人民和政府對保護古城風貌的精神給我們啟發很大。

    Brugge 是比利時西佛蘭德省省會,有近千年的建城歷史,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是古代勃艮第公爵宮廷所在地和佛蘭芒畫派的藝術中心,有聞名的中世紀遺跡舊市政會議廳(13--15世紀)和市政廳(1376--1420)。

    在舊市場會議廳的鐘樓上有一座 用14個鐘編成的鐘琴。小城有40座教堂,還有一座圣血教堂,據說1150年從圣地帶來基督的幾滴血,就裝在這個圣血教堂的金匣子里。講解員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侃侃而談,看樣子對歷史很熟悉,令我對他有幾分敬意。散場時,我問他是專業講解員嗎?他說:“不是,我是中學的歷史教員。休息日出來打工,多掙點錢改善生活!”

    當地政府和人民都以古城而自豪。所以當局規定:新建房屋,必須模仿古城建筑樣式,未經允許,不得改變建筑樣式;不許毀壞古代鵝卵石的道路;保留古代馬車,供游人游覽使用等等。這些措施,非常正確。他既保護了古城歷史風貌,又保護了當地的無煙工業------旅游業的收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我們中國歷史文化比歐洲更為悠久,如何保護歷史文物及古城風貌從中可以引以為鑒。在古城游覽景點周圍,也充斥著許多售賣工藝品的店鋪,也有叫賣的小販。但不象在我國不少旅游景點不呀行為,如追隨游客不放、強賣工藝品紀念品的現象?墒窃诘赇伬镆灿屑儇。陪同我們的比利時朋友向我們介紹說:有不少所謂“古董”商店,從中國進口青花瓷器,然后標上是中國唐宋明清時代的“古董”,騙那些不懂中國古董的西方游客?磥硎澜绺鞯囟加序_子。

    比利時有一個滑鐵盧(Waterllo)很有名,它所以有名并成為旅游勝地,就是因為法國拿破倫皇帝1815年6月18日在那里打了一次徹底失敗的戰役。自此以后,法國和歐洲幾個國家(英、德、荷、比等)綿延23年的戰爭宣告結束。拿破倫被迫第二次退位。在滑鐵盧戰場上修建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紀念建筑,建筑的頂端是一頭回首觀望的雄師----代表拿破倫,而回首觀望的方向正是法國,設計者的用心何在?法國游客看后作何感想?而我看了以后,想起了1950年我在安慶師范結業與同學們分手時,一位馬小姐在我的小本上題了一句詞:“拿破倫決不是唯一的人物!”時的情景,沒想到在30多年以后,我跑到了拿破倫徹底失敗的地方參觀來了。哈哈!

    在比利時我們還 碰到一些對中國文化熱心的人。有一位北大中文系畢業回去的學生,一直自愿自費隨團陪我們玩。他是文革期間到中國北京大學來留學學中文的,所以他自稱自己是比利時的“工農兵學員”。他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我們有人問他:“中文好學嗎?”他說:“當然難學,特別是漢字!蔽覀冋f:“不好學,可能是中文的漢字和文法不象西文有規律”。但這位比利時的“工農兵學員”極力提出抗辯:中文的漢字和文法太有規律了,是世界上任何文字不可比擬的。接著他舉例說:“你看,少女兩個漢字并在一起就是‘妙’字,他既是三個漢字,又是三個漢語詞,形、音、義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少女在法語和英語里就是美麗漂亮的小姑娘,當然是很‘妙’了。請問哪一國語言文字有這樣奇特的組合?!”說得我們大家都 捧腹大笑。但這位比利時的“工農兵學員”一點也不笑。而且很嚴肅地對我們說:“你們應該為自己文字和文化的神秘和深奧而自豪!”這位洋人的話,久久在我耳邊回旋;我們不能自我菲薄,中國人是最聰明的民族,我們只要不內亂不內斗,我們一定能趕上世界上先進的國家。

    這位比利時“工農兵學員”回國后,處于半失業狀態:每天在飯館打工刷盤子4小時,晚上在比中友協辦的“中文夜!苯讨形模泊危。他娶了一個廣東籍太太。我想,隨著中比文化、貿易的交流和發展,他們需要翻譯人才,他不會失業多久的。

    衉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比利時境內打得很慘烈。所以當地人民非常珍惜和平。我們在安特衛普LTT工廠時,一位老頭向我們熱情洋溢的進行介紹,他說他是經過戰爭的苦難年月,1944年他已十六歲,應征入伍,見過上千架德國飛機轟炸安特衛普,因為這座海港城市就在大西洋岸邊,是參戰盟軍的重要通道。在布魯塞爾附近,由巴登將軍指揮的波斯頓戰役地方,還建有第二次世界展覽館和美陣亡將士紀念碑。布魯塞爾地處歐洲中心,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大樓就建在這里,“北約”的指揮中心也建在這里。北約為了將來戰爭的需要,在比利時境內通往歐洲各國的高速公路,建設的非常先進和漂亮。建設高速公路的錢,都是北約各國共同籌集的。

    陪同我們前往盧森堡參觀的是一位比利時朋友,他在比中友協義務工作,酷愛中國文化,家中有不少中國的珍藏。他的姓名是S字母打頭,所以一位中國朋友為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蘇軾,他為自己與中國宋代大文豪同名而津津樂道。他帶我們到他家去作客參觀,盛情招待。這人很能干,他家里有自己的一個工作車間,車、磨、銑、刨等工具樣樣俱全,行行都會,一般家里需要維修或加工的活計都是親自動手,不出門花錢求人。這一點我很欣賞。

    盧森堡在歐洲是個小國。首都也叫盧森堡,人民生活水平很高,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在一個客廳里可能使用好幾種語言:爸爸在看德文報紙,媽媽在看法文電視,孩子用意大利語和同學交談。雖然生活水平很高,但境內只有小學和中學,沒有大學。要上大學就到周邊的德、法、意、比等國家去上了。

    我們在那里多次碰見臺灣的游客,那時臺灣還沒有“解禁”,他們不能到大陸來探親或旅游。所以我們炎黃子孫在海外見了面都很新鮮和熱情,相互探聽兩岸的真實情況。我們團里一位先生對臺灣同胞說:不用介紹,你們的一舉一動,遠遠看去,就像中國人!這位朋友聽后,板著面孔不高興地說:“什么就像中國人,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嘛!”我們聽了以后,渾身感到炎黃子孫的血液在我們彼此的血管里流動著,并以說話不妥而致歉意。

    我們住在安特衛普的哥倫布飯店,但團里大部分人不習慣吃西餐,就在附近華人餐館“北京閣”包晚餐(早點哥倫布飯店免費供應,午餐接待單位供應)。北京閣老板娘姓賴,能說會道,善于經營,非常熱情。她說他們1971年在香港結婚時只有20美元,經過十幾年的拼搏奮斗,現在已擁有四座飯店的財產了,在比利時有三座,在香港有一座。除此地“北京閣”自己經營外,其他三座都是委托代理人經營。她給我們的優惠是:按國家規定的伙食費標準給我們開全天的伙食的發票,但只收晚餐的錢,這樣早、午餐的伙食費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入自己的腰包了。當時改革開發剛剛開始,財務制度還相當保守。國家硬性規定,凡出國人員在國外的開支費用,只允許在規定的范圍內實報實銷,節約不能歸己。這種政策執行的結果,只有超支的,沒有節余的。于己于公都不利。而且促使人們弄虛作假。北京閣老板娘賴女士摸透了大陸的財務政策和出國人員的心理狀況,所以她開出全天伙食費用的發票,只收晚餐的錢,兩全齊美,大家欣然接受。我們拿這樣的發票,就可以回國“實報實銷”了。而我的膽子特別小,還猶豫不決(后來還是這樣干了)。曾受到中南海那位保密電話局39局副局長因為錢少非難,不能買上大件而對我非常不滿,進行人身攻擊,說我膽小鬼,不為部下利益著想,怕丟烏紗帽等等,表現非常不好。這位副局長是我們全團文化水平最低的(中專),可能就是出身好、紅五類、社會關系簡單等而當上了副局長?墒沁@位紅五類到了國外,見錢眼開的本性也就暴露無遺了。

    _ 在西方是很開放的。據北京閣老板娘賴女士自己說她對自己的丈夫放任自流,管的不嚴。她說,他搞女人,逛妓院都不管。但有一條,他不能將艾滋病帶到家里來。丈夫說,艾滋病是我老婆口中的緊箍咒,我一聽到這個詞就服服貼貼地只投老婆的懷抱了。一個休息日的下午,老板娘賴女士夫婦主動開車陪我們到海牙去玩.海牙是荷蘭的首都,花園般的美麗漂亮。我們參觀了海牙國際法庭等名勝景觀。傍晚,老板娘要開車帶我們去逛紅燈區,這可是嚇我們一跳,這是違反外事紀律的,我們堅決不去。老板娘說,不去就不去吧,咱們回家路過紅燈區,不下車還不行嗎?車開到紅燈區街道,老板娘將車速放慢緩緩而行。老板娘指點街區玻璃櫥窗里站著身穿比基尼三點式泳裝的女郎說,這就是妓女在櫥窗里亮相任人挑選,比香港紅燈區看照片選美先進多了。這是海牙的一景,所以帶你們大陸人在此開開眼界,看看西方是如何的腐爛,回去好好批判資本主義吧。老板娘的一席話,引起我們哄堂大笑。我們問,這些人在玻璃窗里丟人現眼,難道不怕家人、朋友們認出來嗎?她說:不會的,這些姑娘都是海牙以外地方的,甚至是周邊國家的女孩,出來為妓院“打工” ,打幾天工,賺一筆錢馬上打道回府,錢不夠花時,以后再來,一般不會有人認出的。原來如此,的確新鮮。

    比利時這個小國家,在過去殖民主義時代,它的能量還是相當大的,在非洲就有它的殖民地,至今對非洲還有影響。本世紀初,它也是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強盜之一,搶劫中國皇宮里的財寶,火燒北京圓明園。記得我們到蘇軾家訪問作客時,他們鄰居一青年見到我們中國人來了,也興致勃勃地請我們參觀他家的中國古董:字畫和碑帖(記不起名字了),說是他祖父從中國帶回來的。我看了以后,真不是滋味,知道是珍品但又奈何?!能從人家手里奪回來嗎?!我們只是輕蔑地在手上翻了翻,對這位比利時青年說:是你祖父在西方八國聯軍里當強盜時從中國搶來的。這位青年一時啞然。這不能怪他,他對這段歷史的細節知之甚少。

     

     

     

     

    赴美國考察記

    -----在美國與亮兒團聚的日子

    十年以前,我是借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之機,率領計算機技術人員赴日本東京接機培訓,在日本呆了四個來月的時間,領略了一下日本的民情風光。十年以后,即1990年我又借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之機,率領一個代表團赴美考察、訪問。這次代表團的成員不是工程技術人員而是政府官員,其中有五位司級干部,兩位處級干部,加上一位翻譯,共八人代表團,我是團長。我算是與人口普查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們這些官員都是與人口普查工作有密切關系的,一切接待考察的經費和陪同,都是由美國HP公司承擔,因為我們用聯合國援助的錢,買了美國HP公司的計算機設備,所以HP公司慷慨解囊。在美國我們訪問了HP公司總部,HP公司的計算機生產線,以及HP的計算中心和通訊中心。這是一個跨國公

    司,規模很大,它的計算機通訊中心每時每刻都在處理全球的業務。另外,我們

    還參觀訪問了微軟公司,這一切的工作訪問,都是在美國西部科技中心硅谷一帶進行的。

    未到過美國的人,大多都帶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和新鮮感,因為美國是當今

    世界上的超級強國,科技先進,人民富有。有說美國遍地是黃金,富得流油,民主自由,是天堂;也有說美國到處是暴力,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是地獄.所以都想去看個究竟。我除了考察以外,還有一個個人目的 --- 探望我的大兒子玉亮,他是87年春赴美留學,三年未回來了,我們全家都很想念他,他也很想念我們,所以我在赴美之前,就預先向上級打了報告:訪美結束以后,我把其他成員送上回國的飛機,我則滯留兩周,去看望我的兒子。我的這個報告,是由三位領導聯名簽發批準的,也就是說,萬一程斯煌出了問題“叛逃”了,他們三個人共同挨打屁股。因為這正是在90年10月,是89年春夏之交“六四”政治風波以后的事,特別小心謹慎。

    在美訪問、考察期間的業務內容,不作細述。在此我主要談談訪美期間的一些見聞感受以及我和心愛的亮兒相聚時的痛苦回憶。亮兒在我訪美一年后就病逝了,他在美國的五年,拼搏、奮斗,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在基礎較差(出國時為大專水平)的情況下,能夠在美國私立貴族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獲得了助教工作(TA)并拿下碩士學位,是非常不容易。他那種勤奮好學、自強自立的精神,是值得他的弟弟妹妹和后輩們學習。

    我們剛到美國HP公司時,HP總部的國際業務部經理、美籍華人程天縱先生宴請我們一行,席間頻頻舉杯,中國 、美國,天南海北,無所不談,神侃一通,程先生就坐在我旁邊。當他問到我的家庭狀況時,我一一介紹,并說此次考察結束后,還要看看在美國的兒子。程天縱先生忙問:“公子在美國什么地方?”我說:“在San Jose”!笆裁磳W校?”我說:“在Santa Clara大學電機系研究生!边@時程天縱先生拍手叫絕:“程司長,怎么這樣巧!我們真是有緣。我現在也在Santa Clara大學念書,與貴公子是校友!辈⑶壹眴柕:“公子大名叫什么?我也姓程,這難道不是有緣嗎?”原來HP公司上層領導看中了程先生的人才,公司出錢讓程先生利用業余時間到Santa Clara大學管理系進修碩士,擬派他到中國的CHP公司委以重用。自此以后,我與程天縱先生又建立起了一層特殊的友情關系。亮兒病重回京后,程天縱先生到北京赴任CHP總裁的時侯,程先生還攜夫人、子女等專程到我家看望亮兒。在亮兒去世后,我一見到程先生,總是思緒萬千!過去我們在一起的情景,在腦海里一幕幕翻騰著......。

    我們在美國考察訪問結束后,最后一站在夏威夷。我在夏威夷機場將我們代表團其他七名成員送上回國的飛機后,算是完成了我這個團長的使命。接著我又從夏威夷乘飛機返回美國本土的舊金山(圣.弗朗西斯科),亮兒在機場門口等我,他開車將我接到他的住處,開始了我們父子在美國兩周的團圓生活。他把他里間臥室讓我住,他自己睡在外間的沙發上。書桌上插了一面五星紅旗,紅旗下面放著一個相框 是我和老伴的相片,使我看了深為感動!這是亮兒向我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 在這期間,亮兒已經開學并有TA工作(相當于助教),所以,他不能整天陪我玩。其實,我在代表團訪美活動期間,已經參觀游覽了不少地方,亮兒雖來美已經三年,但還沒有我在三周時間里跑的地方多,這三年里,他忙于學習,忙于打工,每天都在高節奏的運轉中。他開的是一部朋友送的舊車,車常出毛;為了節省修車錢,他到修車行打工,學會了一手很好的修車技術,并樂于助人,經常還忙著幫朋友修車。正如1989年10月11日他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現在時間也很緊,早晨6點多起床,開車上學聽7-9點的課,然后去圖書館,1點到食堂吃飯,1點半開始在食堂賣1小時飯(打工),然后再帶回一頓免費的晚飯,回到圖書館在沙發上大睡一覺,繼續在圖書館學習,晚上10點回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了。星期五、六兩晚還在中餐館打工.....”可見亮兒在未獲得“TA”工作以前,是多么的勞累、辛苦啊!這次我來美國時,亮兒已經有“TA”工作,經濟狀況好轉了。他能夠在學校拿到“TA”工作,與1989年“六四”風波無關,主要是因為他動手能力強,再加上他的經濟擔保人吳志鋼姨夫于1989年9月4日突然去世,這兩個原因加在一起,學校才決定給他這份“TA”工作(這是外國留學生都渴望的工作,除了免交昂貴的學費外,每月還給近千美元的生活費)。我參觀亮兒的校園時,曾遇上一位美國老太太,亮兒向我介紹說:“就是這位老太太,她得知我的經濟擔保人吳博士去世后,非常同情我的處境,到處說:這孩子現在很困難,應該給他一份“TA”工作,是這位好老太太幫了我的忙。

    在這一段時間里,我們父子談論的話題不外是這幾年有關他的學習、工作、婚姻戀愛,以及他對父母、弟弟、妹妹的關切等等。

    我對他的婚姻戀愛問題很關心,一碰到這個話題,總是套著問他,摸摸亮兒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因這年亮兒也已26歲了。亮兒說,在他們 Santa Clara大學里,中國留學生并不多,而且都是已婚的數歲大的人,所以,只能在本校以外的華人圈子里找。剛來時,都忙于打工和學習,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不敢談這個問題。他說這一兩年打工積攢了一些錢,所以也開始與女朋友交往了。我追問:有定型的沒有?我可以見見嗎?他說:“有位上海姑娘,也在 San Jose上學。我們常來往,一起看電影,也常來我這里!”我說:“現在約來玩玩不行嗎?”亮兒說:“這位上海小姐暫時還不愿把關系固定下來!她說,我們都還沒有成家立業的條件,但我們有權享受人生,享受人生那最幸福、最愉快的時刻!”亮兒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我這當爸爸的不便再細問下去了。后來,亮兒又曾試探地問過我:“爸爸,我感到這樣也倒自由自在的,就這樣生活下去也不錯,美國這樣的人很多,你看怎樣?”說到這兒,我斷然拒絕,扳著面孔對亮兒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并不保守,但長此下去我絕不同意。我還想早日能抱到孫子呢?”因為我的傳宗接代思想很重,希望程家的香火興旺地燒下去!亮兒見我這樣認真態度,忙解釋說:“這是開玩笑的話,我在逗你,等我畢業后一定讓你抱上孫子!”這時我也樂了,我隨即問他:“你與那位常通信的姑娘怎么樣?”亮兒說:“她目前不在 San Jose, 如轉到這里來,我看是可能的!

    我1990年秋去美國時,正值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以后的時期!傲摹笔录䲡r,美國的新聞媒體,曾進行了詳細的報導,有些激動場面和傷亡情況的畫面,我們在國內是未曾看到過的。所以直到1990年秋,“六四”的陰影仍籠罩在廣大華人和中國留學生的心頭。當然,我去美國時,亮兒和一些親戚朋友,不免向我詢問有關情況,我發現,亮兒在這個問題上是持著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他說:“官員貪污腐敗,固然可恨;但如果把國家弄垮了,老百性也好不了!”亮兒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美國參加游行的大陸學生,有些是懷有不良企圖的。比如當記者拍攝新聞鏡頭時,有些人就故意伸長脖子讓人家照。然后以此為依據,向美國政府申請綠卡,說自己已上了鏡頭,不能回去了,回去就要受中國政府的迫害!”他說:“更有甚者,還有發“六四”國難財的。我眼見在美國難以混下去留學生,在身旁或脖子上掛上牌子,以救助“六四”事件中傷亡學生為名,向美國人募損。美國人不明真象,真有慷慨解囊的人士,一開就開一、二百美元的支票!而這些募損者就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天曉得!”

    亮兒最擔心的是怕在國內上大學的弟弟小光出問題。他在1989年4月上旬給正在浙江大學上學的小光信中說:“....我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美國的報紙,電視每天都有中國學生的報導,不能全部屬實,但也能了解一些情況,北京、上海、長沙、西安等地都不安定,望你不要受學潮、罷課的影響,專心讀書,念好英文。.....”“六四”事件以后不久,即是1989年6月20日亮兒給我們來信說:

    “爸、媽、小光、小明:你們好!大國哥打電話來告訴我,你們都平安無事,我很放心。但望你們不要卷入政治斗爭,特別是小光,學校不上課了,正好在家念念英文,將來會用得著的,不要把時間荒廢掉.....!

    我這次到美國,亮兒也提醒我:“你也不要愛激動,別惹是非,到老了再挨一頓整,不值得!”

    亮兒還帶我去拜訪了他的導師陳樹柏教授(電機工程和電子計算機學教授)。亮兒說導師陳教授對他幫助很大,不僅在學業上不厭其繁地指導他,而且連作業中英語文法稍有不順都予以糾正。

    陳教授是美籍華人,在美國頗有成就,在華人世界里很有威望,是杰出的科技教授并獲得過美國總統獎。他的父親就是中國解放前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1949年出任國民政府海南行政長官、官拜陸軍上將的‘南天王“陳濟棠”。陳樹柏教授就是陳濟棠之第十子。我們到他家后,咖啡點心,請吃請喝,彬彬有理,非?蜌。知道我是剛從大陸來的,而且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負責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處理的官員,此次來美又與購買美國計算機有關,所以互相問這問那,話題很多。使他最感驕傲的是1980 年和1982年訪問中國大陸時,兩次都受到鄧小平的接見并給他題了字。他把接見時報紙登載的照片復印件送我一份,受此禮遇,我當然很感謝他。陳樹柏對鄧小平的評價非常高,曾當面向鄧小平建議將共產黨的名字該為“社會民主黨”,他說: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詞在西方太可怕了。陳樹柏教授雖然是美籍華人,但仍心系祖國的前途。多年來他集資籌款、奔走呼號要以西方科技發達國家的辦學模式為中國創辦一所“中國實驗大學”,校址設在廣東深圳,條件是:學校以教育為本,只精心為國家培養高級科技人才,黨政分開,請求不要政治干預;學校領導權屬于校董事會,校長領導一切。據陳樹柏教授說,此事當時已與中國有關當局商談快成了,后因涉及“不要黨的領導”,上級沒有批準。后來陳樹柏教授又跑到臺灣商談辦學事宜,臺灣當局也堅持要“國民黨領導”而告吹。后來我在報紙上看到陳樹柏教授最后在美國創辦了一所“國際科技大學”,以招收華人子弟為主。

    陳樹柏教授為人非常謙虛隨和,豪無架子,我們從他家離開時,他與夫人都出來送行,并親自開車門讓我上車,頻頻招手同我們告別。

    看來陳教授對華人的幫助和聯系是很多的,在我們剛離開的時候,又來了一些中國客人前來拜訪。

    在感恩節的前夕,我離美回國。在舊金山機場分手時我們父子依依不舍,那時我已發現他面容消瘦、臉色蒼白,現在回想起來,可能那時癌細胞已經向他襲擊來了。

     

     

     

    艱苦創業 攀登高峰

    ---為統計信息自動化而奮斗

    1973年元月我從國家計委襄北五七干校調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國家計委下屬的統計組工作。那時國家統計局還未恢復,統計組總共只有七、八個人,隨同國家計委從三里河搬到西四丁字街9號大院(原闖王府)辦公,因為西四9號大院距離中南海只幾百米遠,便于與黨中央、國務院聯系。

    隨著林彪事件的發生,中美關系的解凍,鄧小平復出,在中國政壇上文官勢力逐漸得到加強,“抓革命、促生產”的呼聲越來越大,因而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的職能作用已受到中央的重視。就是在

    這種大形勢下,上級決策在統計部門要采用先進的手段---電子計算機,建立電子計算中心。 由丁滌清同志挑大梁,我是具體工作者,是丁的助手。于是在國家計委大樓里建造計算機機房,安裝電子計算機,選調技術人員等等,一時成了我們的工作重點。后來,隨著計算機工作的發展,引進羅馬尼亞電子計算機,我又主持建造月壇北小街的C-512電子計算機機房,與羅馬尼亞專家一起組織安裝、調試機器,直至交付使用。后來又負責參與木樨地新機房大樓(即現在的國家信息中心)的設計、施工等等;爾后,又負責率領一批年輕技術人員前往東京,完成了聯合國援助計算機的技術培訓,回國后為完成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處理任務,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證。?傊,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幾年歲月里,是我最勞累的時期:在家里,上有三老(岳父母,79年平反后又將老母親接來北京),下有三小,妻子上班又遠。我與妻子的工資合在一起也只不過130元。為了保證收支平衡,省吃儉用,我與妻子每月都列出家庭收支計劃,逐日記帳,不得超支。在機關單位,我是骨干力量,勞累在前,休息在后,上下左右*心,不僅忙于業務工作,還要周旋人際關系。經濟拮據,工作勞累,營養不良,以致于1976年秋我曾突然因心臟病病倒。那次如果緩不過來,我也就成為那個年代的“中年知識份子短命”行列中的一員了。

    在那些年月里,尤其是在我家庭成份平反之前,我的工作并不好做。在我周圍的人幾乎全是共產黨員。我是非黨干部,又要我管那么多的人和事,

     

    所以,我不得不處處謹慎小心,不要出差錯。每逢批判運動一來,不管自愿與否,我總是首先“聯系實際”,帶頭“批判”自己,盡管口是心非,也要應付日常的“政治運動和學習”。

    那時我的老岳母已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但還能看報紙,她老人家特別愛看《參考消息》,當時《參考消息》這種專門報導國外新聞的報紙,居民還不能在郵局訂閱,所以,我就在機關訂閱了一份,每日帶回家給老岳母看。此事被一位政工干部S君知道,說我岳父母有幾個女兒還在美國和臺灣,不能訂閱《參考消息》帶回家給他們看。S君的批評對我刺激很大,S君是個援藏回京的老干部,回京后無處安排就分配到我們單位做政工工作,實際是個老實人,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再加上不學無術,人云亦云,缺乏獨立思考,對他的話,我既未與其爭辯,也未予置理!秴⒖枷ⅰ分皇歉Q探外部世界的小小窗口,它的消息在天空中到處都可以捕捉,若采。泳@樣愚蠢的“封鎖政策”,豈不是自欺欺人,惡心自己!

    隨著十年浩劫“文革”的結束,國家政權建設走上正;,國家統計局于1980年正式恢復,并急需有個電子計算中心為自己進行浩繁的統計數據處理工作,應該說這已不成問題,因為在統計局恢復以前,即已為國家計委原統計組安裝了電子計算機并建立了計算中心。但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原先建立的計算中心羽毛已豐,有自己的計算中心機房大樓和辦公樓,所有干部都不愿意附屬于國家統計局領導而愿意在國家計委領導下,都想在國家計委這棵大樹下好乘涼,因為國家計委有權有勢,財大氣粗,打著這塊招牌可以在天下橫行無阻。然而,在國際上:一個叫“國家計委計算中心”,另一枚叫“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在國際交往活動中,就用后一枚圖章,在與中央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的行文交往中,就用前一枚圖章。國家統計局恢復以后,想要計算中心做些數據處理工作使中央領導心中有數,這個任務非統計局莫屬,除非統計局自己表示無能力完成,才能批轉其它單位去干。國家統計局領導接到國務院的征詢意見后,立即與我們搓商,我們當即表示,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有能力完成,而且完成得更好。于是我受托舞起了筆刀,有情、有理、有智、有節地起草了給國務院秘書長劉忠德和李鵬總理的信,,,,,,,,,,,,,,,,,

     

     

    (機密,刪除)

     

     

    ,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自上到下,團結一致,在國家統計局領導的直接關懷下,我們勝利地完成了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處理任務。張塞同志親自出馬到聯合國駐京辦事處談判,爭取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對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援款。但一開始普查,第四次人口普查仍然可以再用,不能再援助。

     

    (機密,刪除)

     

     

    。中國人口眾多,一個地市就相當中小國家的一個省,摸索出這樣的經驗,對聯合國今后援助其它國家人口普查時,會帶有普遍意義的。沒想到這一通說辭真的打動了這位聯合國官員的心,于是決心援助我們1100萬美元,從而我們就用此項援款購買了美國惠普公司(HP)一批當時的高檔微機,武裝了各級統計部門的計算中心(至地、市一級政府),也就是用這批微機勝利地完成了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處理任務,得到了中央和聯合國的高度好評。為此,聯合國有關專家驚嘆不已,認為用微機居然完成了十幾億人口普查數據處理的任務,這在世界上是一項創舉,因此,后來聯合國出錢還要請我們的專家到第三世界國家去,幫助和教會他們掌握用微機處理人口普查數據的技術。

     

     

    (機密,刪除)

     

     

    我想:通過國家統計局工作的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治與法治”、“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互斗爭的必然現象,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時代在前進,中國在發展,上述的一些不正,F象一定會得到克服。

     

     

     

     

    老年喪子

    -----長子亮兒英年早逝

     

    1991年6月亮兒即將畢業,為了讓媽媽分享他的歡樂與成功,邀請媽媽赴美國參加他的頒發碩士學位畢業儀式。畢業儀式還未舉行,五月份的一天亮兒突然腹痛,經檢查患了結腸癌。妻子提前赴美去醫院護理兒子。經化驗證明發現晚了,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淋巴,做了兩次手術,均回天無術。美國醫生給亮兒下達了死刑判決書:只能再活半年了。妻子在美國給我打來這樣撕心列肺的越洋電話,我簡直難以置信,我祈求這是一場惡夢!但是,這場惡夢總是不醒,我幾乎支持不住了。

    我們不能讓亮兒在美國等死,只要有一線希望,都不能放過。1991年8

    月28 日妻子將亮兒護送回到祖國,求救于中醫和氣功。一回到北京,就與北京腫瘤醫院、北京協和醫院聯系,都因為晚期不愿收治,將亮兒轉移到“軍博”后面的一家療養院。

    于是求助氣功。那時,氣功被宣傳得神乎其神,包治百病,凡疑難病癥、絕癥、西醫治不了的病,氣功都能治。經北京氣功協會的一位高級工程師賈某的介紹,還請了一位氣功師常住在家。氣功師每天定時到療養院為亮兒發功。氣功師老婆孩子一家三口,我們都包吃包住。據賈某介紹,氣功師的夫人能透視內臟,說亮兒的結腸已經慢慢在暢通了;氣功師的兩歲小孩的“天目”也開始張開,將來也可以透視等等,不一而足。盡管現在回想起都是荒唐話,但那時為了挽救亮兒,這也是一線希望,我們堅信不疑,不愿去懷疑。后來亮兒腸梗阻特別厲害,不能飲食,要求轉院再做一次手術,作最后一拼。但氣功師從中作梗,亮兒也看出了他的心態,我和亮兒商議不于理睬,經熟人幫助及時轉入北京武警醫院外科病房。

    在武警醫院亮兒住了三個多月,這是我們一生中最焦急、最勞累、最慘痛的日子。我們全家四口人晝夜24小時輪流守侯在亮兒的病床前。醫院的全體員工聽說一位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在美國治不好,回來求助祖國醫生治療,所以他們也非常同情、非常重視。

    我們全家盼望出現奇跡!但是手術后并未好轉,仍然不能飲食,全靠體外輸液供給營養。眼看亮兒一天天更加消瘦,最后就是皮包骨頭像個骷髏了。在他最難受體力不支的時候,曾向媽媽提出要求:“媽,讓醫生給我打一針了結生命吧!”媽媽忍淚說:“傻孩子,別胡說了!

    1991年12月12日下午3時亮兒終因心力衰竭而去世,年僅27歲!

    亮兒在生與死的面前很是豁達的。他知道自己得的是絕癥,但未曾為此而流淚。他只曾經怨爸爸不該將他接回來治療。他說:“我原以為你給我找了個醫療小組專門給我治病,沒想到醫院都不想接收我。知道是這樣,我還不如死在美國,那里的醫院服務好,死也死得痛快!,,,,,,”說著就跟我哭起來了。我心如刀割,心如刀絞!我這個無能的爸爸,爸爸對不起你啊。但是你不回來,你媽媽在異國他鄉,也不能老守在你身邊呀!她不會忍心扔下你獨自回國呀!小光一個人也照顧不了你呀!你回來后爸爸和妹妹畢竟還能見你一面呀!亮兒啊,請原諒你這個自私的爸爸吧!

    亮兒在武警醫院住院期間,得到外科病房全體醫務人員的同情、關照和贊揚。有人告訴我,外科主任常常在班會上號召向病人程玉亮學習:學習他在生與死問題上的豁達態度,學習他與病魔頑強搏斗的毅力,學習他在美國留學時自力更生、拼搏向上的精神。

    亮兒先于爸爸、媽媽走了。在他住院治療期間,我們看到了全過程,他純粹是屬于活活餓死的。蒼天為什么如此不公,用這樣殘酷的手段奪走這樣風華正茂的年輕生命?亮兒去世的消息傳到他母校的校園,凡是認識他的人,無不為之惋惜。他們不斷地從美國寄來唁信和哀卡,在校園教堂里專門為Rick-YuliangCheng舉行了200多人的追思會,一致認為亮兒是:“勤奮好學,樂于助人”的好青年。為了紀念亮兒是該校的碩士畢業生,校方還特地將亮兒的畢業證書寄來家中保存,表示對家長的慰問。

    亮兒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與其外公外婆墓地相鄰。我們已與小明、小光交代:亮兒的墓碑下可容納三個骨灰盒,另兩個穴位留給我們百年之后享用,與亮兒共居一室,重敘團圓之夢。到時候請你們換個新碑,鑲上我們三人的燒瓷照片,以供我們的后代來此憑吊和祭掃,看到你們個個健康茁壯的樣子,我們將含笑九泉!

     

     

     

     

    赴 美 探 親

    ----喜抱胖孫

    1995年秋妻子隨北京市咨詢考察團訪問美國,從西到東訪問了一大圈,結束后滯留美國十天去探視我們的二兒子小光和兒媳龐非。當時他們都有了固定工作并貸款買了房子。妻子去探視時就住在他們的新居。

    妻子回來跟我說,那里的條件如何如何的好,有了固定工作可以要孩子了。妻子并向我學舌說,她已向兒媳面授機宜,如何才能懷孕,如何保護腹中胎兒,前三月后三月不能…..等等,把她過來人的切身經驗統統傳授給我們的好兒媳了。也真靈驗,良師出高徒,妻子回來后,兒媳就懷了孕。

    1996年7月3日我們添了個大胖孫子---我給他取的中國名字叫“恩伯”,寓意紀念他的伯父程玉亮對他們的恩情;他父母給他取的洋名叫“本杰明”(Benjaming)。恩伯剛剛兩歲,也就是1998年7月11日,我們又添了第二個胖孫子---恩棣(也可叫恩弟),洋名叫“馬克”(Mark)。我們老倆口就在1996年10月---1997年5月和1998年5月—11月分別兩次赴美國探親。這兩次探親,抱了兩個胖孫子,給我們的精神世界增添了無限的樂趣,生命有了延續,我們的第三代又有了接班人。我們程家的種子撒到美洲開始開花結果,心里無限的欣慰!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兒童在美國很受優待。

    我們的孫子自呱呱墜地時起,就有醫療保險;從來都不穿開襠褲,圖省事,全用“尿不濕”,一天就要換七、八個,我們認為太浪費;嬰兒食品系列化,奶粉及蔬菜水果制品按周歲以內不同月份配置齊全,買回就用;國家立法,不許打罵兒童,保護孩子的自尊心;外出兒車或兒籃如發現無人在旁保護,警察有權將嬰兒抱走,屬于無人撫養嬰兒,交送孤兒院,治你“失職”罪;法律規定13歲以下少年在家必須有大人看管,以防意外事故發生;小學到高中均為免費義務教育等等,…….。我在前面說過,我過去的野蠻教子方法,如果在美國一定會被抓起來,就是來自這個道理。但是,他們在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和勇敢精神方面,比我們的家長強得多。他們對孩子不嬌生慣養,鼓勵孩子登高爬梯,鍛煉勇敢精神,即使摔哭了也不去攙扶,讓自己爬起來;小孩一進幼兒園,就培養自理能力,吃飯糊上滿嘴滿臉滿桌,聽其自便,只是口頭指導他如何正確*作,直至學會為止。

    兒子和兒媳都在美國高科技領域工作,科技人員工作彈性較大,早去可以早回,晚去必須晚回,在8小時里都自覺地全心投入工作,不磨洋工。有時為了解決某一技術問題,還在家里研究到深夜。因為它有一套人事機制在無形中制約著員工:出工不出力或知識不更新,跟不上工作形勢,老板炒你魷魚沒商量。同時,領導對自己員工福利也很“關心”:鼓勵員工買自己公司的股票,成為股東一員;季獎年獎,獎勵很多;生日一到,生日禮品和蛋糕就送上門來了。

    兒子的房子是在圣何西(San Jose)郊區,比較寂靜安逸,單層樓房格式:三室、兩廳、一個大車庫和一個約230平米大后院;車庫可以當乒乓球室(臨時將車放在門外),后院可以讓孫子嬉戲游玩;院中種有梨樹、蘋果樹、柚子樹和橘子樹,有花卉和草坪。平常我們大部分都是吃自己院子里的水果,吃不完就自己榨果汁喝。前門還有兩棵楓樹、一塊草地和幾簇各種顏色的玫瑰花,四季常開!房前屋后都有自動噴水系統,定時為這些花草噴灑“雨露”。藍天白云和蔥翠奪目的花草相映成暉,環境的確優美。社區里,家家戶戶的環境都是如此,只是風格各異、樹木花卉品種不同。人們對自己門前房后的美化和環境衛生非常注意,一到休息日,經?吹街魅藗冊谧约旱摹邦I地“范圍內,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修枝剪葉!所以,你在外面散步時,就如同在公園里溜達一樣。

    在這里,不像在國內,天天提籃出去買菜,而是開車到華人辦的食品商場,粵式、滬式、川式各種食品、蔬菜和調料,應有盡有,任你挑選,采購回來夠吃一周,反正放在冰箱里壞不了,這都是圖省時省事省心。對于我們老人來說,就不那么方便了,比如臨時想吃個什么東西,自己不會開車,距離商場又遠,那就只好等到下一次了。

    在外面散步千萬不要侵犯人家的“領地”,特別不能在別人宅前院后探頭探腦地張望,這種行為,一是被視為侵犯別人的隱私,二是被視為盜竊嫌疑犯,如果警告不聽(聽不懂英語更危險),房主有權開槍射擊你,因為美國社會時有暴力事件發生,為保護自己,法律授權可以自衛。所以你在外面散步時,堂堂正正地走正道,一定注意不要誤闖民宅。如果真有事找人家,應先去按門鈴。

    我們在那里探親期間,經常有人來按門鈴,一般先在“貓眼”里看看是誰再開門。按門鈴的人,有上門推銷產品的,有上門為慈善機構募捐的,也有來打招呼想在門前摘幾朵玫瑰花的等等,由于我們的英語口語不行,兒子兒媳都上班去了,我們只能簡單對付幾句,擺擺手勢、點頭搖頭打發了事。很有滑稽意義的一次,來了一位美國老太太,在門口同我們擺著手勢、嘰哩呱啦說了半天,我們還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最后老太太急得“汪、汪、汪….”地學狗叫,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她要去后院檢查電器設備,問我們是否養有寵物,怕院里有狗咬她!明白了意思以后,大家都捧腹大笑。

    我們經常推著兒車在外面玩,凡是遇到行人,彼此都相互問好,招手致意,像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其實,誰也不認識誰,但這是禮貌規范。好在美國行人少,開車的多,我們有時溜達半個小時,也難得碰上一個行人。在中國如果也這樣講禮貌,那可不得了,遇到眾多行人,個個都打招呼、點頭示意,累死你不說,人家還以為你是精神病患者。這就是國情不同,不能照搬,更不能說我們缺少教養。

    遇到節假日,除了開車出去玩以外,還是在華人圈子里活動多。在這里不管你是從大陸來的、臺灣來的或是從香港來的,都是炎黃子孫,同在一個起跑線上,靠自己拼搏,大家一律平等,相互幫助。在找伴侶問題上,華人都希望找華人,因為沒有語言、文化和習俗的隔閡。如果新來一位中國妙齡女子,追求者、介紹者紛至沓來,因為從總體來講,華人男多女少。

    黃家、程家在圣何西(San Jose)都有不少親戚,相互邀請到家作客,相聚一起無政治環境束縛,對兩岸三地的事情品頭論足,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有一次,我們請臺灣朋友全家七八口兒女到家聚會(老人原籍是我們安徽桐城人)在談到兩岸統一問題時,我當著臺灣人的面說:“大陸十二億人口,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臺灣人淹死!”兒子著急爸爸如此無禮,直瞪眼打岔,我忙改口說,這是大陸沙文主義的笑話,請不要介意。

    我們這里是屬于舊金山灣區,華人和亞裔人很多,據統計占舊金山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的春節在美國是不放假的,惟獨舊金山春節放假,因為華人和亞裔人都過春節。

    華人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共同籌資,設有華語電臺和電視臺,播放兩岸三地的消息;也有中文學校和中文報紙,但報紙都各有自己的政治背景,如《世界日報》是臺灣資助的,《僑報》是大陸資助的,〈星島日報〉和〈國際日報〉標榜中立,但也有她的背景,內情就搞不清楚了。

    我們認識一位中文學校的校長,他雖來自臺灣,而對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頗為欣賞,經常溢于言表。但他對兩岸的態度也訴說了一番苦衷。他說有一次慶祝該中文學校的校慶,請來了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人,也請了臺灣來的人,共坐一堂,紛紛致辭,舉行慶;顒。領事館的人在致辭結束時,給他留下一句令他頗為尷尬的話:“…..今天遺憾的是,會場上只懸掛了美國國旗和臺灣的青天白日旗,而沒有懸掛中國國旗!彼f,我從不偏袒臺灣,但臺灣為我們學校贊助了很多錢,我們辦學全靠社會募集資金,美國政府決不會管我們的。我們是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我們不得不懸掛臺灣的旗子。中國大陸如果也給我們學校贊助,我首先懸掛五星紅旗,因為她是代表中國?墒侵袊环皱X沒給我們,我不好向董事會交代呀!美國是個金錢社會,我真為難啊。我認為,臺灣搞金錢外交,我們不可與它攀比,但援助華人辦中文學校還是應該的,因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任何國家不可比擬。

    美國各地圖書館很多,各種文字都有,當然少不了中文圖書,借閱手續簡便。我在這里借閱了不少大陸的“禁書”,我自信自己有判斷識別能力,腦筋不會被“污染”,開闊了眼界,拓寬了思路,增加了知識。

    華人在美國的職業結構逐漸在起變化,老一代的華人、華僑多從事較低級的行業工作;新一代華人、華僑已逐漸向高科技行業發展,特別從祖國大陸去的人從事高科技行業工作的很多。據有關資料介紹,美國有些高科技領域如果華人全部退出,馬上就要癱瘓。但是,美國再吹噓她民主自由和公平競爭,她對亞裔少數民族還是很有種族歧視的,華人干得再好,領導層、決策層主要還是白人占據著。

    沒有來過美國的人,都以為美國富裕,生活水平高,遍地黃金,俯拾皆是。但不盡然,要看對誰來說了。美國已發展到智力社會,人的才干已成第一位。如果你是真才實學的人,又能拼搏開創,黃金就在你的腳下,很快可以成為中產階層;否則,那就不一定了。我在路邊、屋檐下,經?吹狡蜇ず蜔o家可歸的流浪漢,而且還是白人。那些流浪漢也不亞于俄羅斯的“酒鬼”形象,讓你不敢接近。我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中國某地“蛇頭“將沿海地區的中國人偷度到美國。其實,即使幸運未被抓住,沒有技能,到美國后也是過著非人的生活,因為語言不通、沒有身份、償還蛇頭債務等等,苦難沒有盡頭。

    我們在這里認識了這樣一對從南京來的夫婦:男的是西醫醫生,不到60;女的是南京某單位精密儀器專業高級工程師,50多歲。1989年春節期間來美國探視姐姐,“六四事件“發生后他們還未回國,趁機向移民局說“怕回大陸受迫害”而滯留美國不回。美國佬根本不了解真情,也很天真,說他們聰明,但有時又很蠢,他們把在美國的中國人統統看成“清一色“,”六四“以后都可以在美國定居,以免這些人回國而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其實“六四事件”跟他們很多人毫無關系,真正的目的是借“六四”的光,想在美國過上舒服生活。所以這些年來,南京來的這對夫婦丟下20來歲的兒子在國內不管,寄居姐姐籬下,等待拿美國的綠卡。她說,兒子經常在國際長途電話里哭訴,求爹媽回去,F在兒子已經30多歲了,他們告訴兒子,現在開放了,同女孩子什么行為都可以,比如同居,但就是不許兒子結婚,否則以后就無法將兒子移民到美國來了,等等…….講得津津有味。 舒服生活并非那樣易得,他們是寄居姐姐家,而不是在自己的子女家,姐姐都有子女,不會把財產分給他們。首先兩人的英語都不行;其次美國規定外國的醫生不許在美國行醫;其三,妻子的那點技術在美國是無人問津的。為生活計,妻子到處找中國同胞,幫人看孩子當保姆。我們的第二個孫子還在娘胎時,她就來過我們家,想幫我們看孩子。我們天南海北談得很熱乎。他們已經拿到美國綠卡,年限不到,還不能加入美國籍,入籍后就可以享受美國老年人的生活補貼,不去當保姆了。這對夫婦的移民決心,真可謂“嘆為觀止“ ,但他們的損失也太大了。

    美國是公開允許開賭場和妓院的國家,但不是每個州都允許,比如加州就不允許開賭場,因為加州是富州,這個賭場行業的錢要讓窮州去賺,所以加州無賭場,想玩錢只能到鄰近的內華達州(過去是美國的核武器試驗場)里諾(Rino)賭城去。每逢休息日通往里諾高速公路的車流絡繹不絕,我們也去湊過熱鬧,不是為賭,只為一覽賭場風光。每周都有組織“發財團”的去里諾賭城,很便宜,每人只需交30美元玩兩天,包吃、包住、包往返接送,還發給每人15美元籌碼。聽起來這個“發財團”要賠大本,其實不然。因為賭場和“發財團”是一條龍作業,“發財團”憑售出的進賭場的門票,可以兌回比30美元多得多的錢,而食宿和籌碼均由賭場負擔。賭場更不會吃虧,它就是利用“發財團”把想發財的人拉去下水,十個去的十個賭,十個賭的9.9個輸。像我們這樣輸完15美元籌碼為止的“賭徒”幾乎沒有。賭場樓上就是臥室,看起來很舒適漂亮,席夢思、盥洗室、空調機,樣樣俱全,但住起來就是憋悶難受,通風不暢,供氧不足,讓你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后來聽人介紹說,賭場故意搞成這樣,讓你休息不成、逼你下去賭博,實在太缺德了。

     

     

     

     

    后 記

     

    1993年4月11日突發“主動脈夾層瘤”,主動脈血管內壁破裂,危在旦夕,經搶救保住了一條命。但北京阜外醫院內科宋主任給我下達了“五年死緩”的判決書:這樣的病,最多只能再活五年!

    面對如此嚴峻的“判決”,悲觀乎?抗爭乎?我想,如果悲觀,就只有等死;抗爭乎?則抗爭無門,無法找到閻王去申訴。想來想去,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我要充分利用好這短暫的五年,抓緊時間好好享受,把自己想要做的事趕緊做完,機不可失,時不待我,小鬼真用鐵練套我走時,我就大義凜然、昂首闊步地奔赴閻王殿當面進行抗爭,質問閻王大人:我還不到60歲,在現代生活條件下還算年輕;我在人間從未貪污受賄,從未干過壞事,本性就不會吹牛拍馬,難道你閻王老*也不分青紅皂白亂抓人嗎? 其二,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體質上加強鍛煉,講究食療科學;在心理上,掃除喪子的悲影,再傷心亮兒也活不過來了。想開些,是天意的安排!

    因此,我對自己這剩下的五年作了重新安排, 那就是:雖然沒到退休年齡,我也請求不工作了;總結一下自己的一生,動手為我們程家編一本簡明家譜(94

    年即已編成)和寫一本自己的回憶錄留給我的后代.

    回憶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起來的。從1994年4月份開始寫,為了爭朝夕,趕時間,90年4月至9月就寫完了第1--6,9--14等章節,都是家里的小保姆幫我打的字.此后,又忙著編家譜,直到95年春完畢。這樣一忙乎,身體狀況反而日漸轉好,好象我與閻王有了心靈感應,他已知道我抗爭有理,一時半晌閻王可能不會再找我的麻煩了。加之1996我喜得第一個胖孫子,赴美國探親半年多;1998年我又喜得第二個胖孫子,再赴美國探親半年,跑來跑去,安不下心,就把寫回憶錄的事放在一邊了。時間已經過去好幾年了,我已安然越過“五年死緩”的期限,人們都說我滿面紅光,定能延年益壽,自己聽了也樂滋滋的,因而心中又在暗中策劃,要為自己訂下一個“五年計劃”,再寫點什么東西。但回憶錄并未寫完,老扔在一邊也不是個事,所以最近又拾起來接著寫第7--8,15—20,湊成20個章節和一個附錄。這次都是我自己直接在電腦上邊構思邊打字而沒有用筆寫了,寫成一篇就馬上排版、插圖、續頁碼等,打印一份樣張,進行校對,一氣呵成。我自己家里購置有高級電腦、彩色打印機、圖片掃描儀、調制解調器以及光盤刻錄機等等設備。所以,我的這本回憶錄從寫作到成書,就是在這個“一條龍生產線”上完成的,除了紙錢、噴墨錢以外,分文未花(如果在外面印刷,至少要好幾萬元)。在這“一條龍生產線”上,我身兼作者、打字員、校對、編輯、排版、美術、圖片制作、網絡員以及最后的裝訂工等。在電腦臺前坐累了,就到附近菜市場當采購員,采購回來再上電腦臺;再坐累了就下廚房當炊事員,刀功剁功,烹、炒、燜、溜,樣樣都行,如此“動”與“靜”相互交替,以達到活動筋骨的目的,同時又充分利用了時間。我將這十幾個工種集中于一身,還干得瀟灑自如。但是,如果沒有這些高科技條件,是不可想象的。

    編寫回憶錄僅僅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還花不少時間制作美術照片、編制電子像冊,遨游網絡世界,欣賞光盤制作的各種書籍或音樂等,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有不少朋友勸我下海,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合股開個什么公司,獲取經濟效益?墒悄怯痔*心勞累,前半生已經活得夠累了,我沒有接受朋友們的建議!板X“這東西是個怪物,古今中外,通過大量社會現象觀察,有時是好東西,有時是壞東西,我認為夠花略有后備就行。我在晚年只追求“為所欲為,不受約束”的自由生活(當然是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畹嚼,學到老,我為自己在夕陽歲月還能將這些高科技技術應用自如,能上能下,活得瀟灑、活得充實,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感到安慰和自豪。

    寫回憶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把一個人的一生濃縮在一本書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童年的回憶、青年時的拼搏、花季時在花叢中飛忙采蜜以及壯年時如何在驚濤駭浪中駕馭自己的命運之舟……等等,在茫茫時空中時隱時現地一幕幕飄忽在你的眼前。對于人生的回憶,法國的羅曼.羅蘭有一段生動、絕妙的描述:

    歲月悠悠,人生長河中開始浮起回憶的島嶼。最初是一些隱隱約約的小島,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幾塊零星的巖石。接著,又有新的島嶼開始在陽光下閃耀。茫茫時日,在偉大而單調的擺動中沉浮回轉,令人難以辨認,但漸漸地終于顯出一連串時而喜悅時而憂傷的首尾相銜的歲月,即便有時中斷,但無數往事卻仍能越過它們而連接在一起。

    甜蜜的回憶,親切的容貌,宛如諧音悠悠的旋律,不時縈回在你的心頭,而在那往昔的經歷中,縱有名邑大川、夢中風光,縱有戀人倩影,卻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時留在幼小的心靈上那深深的記憶,也比不上把小嘴貼在冰冷的窗上透過噓滿水汽的玻璃所看到的一角庭院那樣叫人難忘。

    回憶錄切忌流水帳,還應交代當時的歷史背景,要生動活潑,同時又要實事求是,不要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也不要輕易地給別人的臉上“抹黑”,這才是寫回憶錄的正確態度。我是力爭按照上述原則寫我的回憶錄,并插上當時的照片,以求得文圖并茂的效果,但肯定還有不足之處,留給我的兒孫后代去評說吧。

     

     

    程斯煌 1999/7/20于北京

     

    1955年國家統計局派我去蘇聯留學,學習計算機專業;1960年畢業回國,回國家統計局計算室工作,為統計工作的機械化、自動化默默地工作著;文革期間,由于體制變更的原因(國家統計局被取消),我被歸屬到國家計委計算中心(后來改為國家信息中心),1988年我又回到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與廣大的統計戰線上的計算機工作者,繼續默默地奉獻著,直至1993年4月11日我突然病倒(主動脈血管內壁破裂,診斷為主動脈夾層瘤),經搶救算是保住了一條命,住醫院半年多時間。出院后,我即病休療養,再未上班,直至1994年7月辦理退休手續為止。我有45年工齡,其中有40年時間,我一直是戰斗在統計自動化工作的戰線上!_至1994年7月辦理退休手續為止。我退休后兩袖清風,可以很自豪地對我的后代和同事說,我曾經也掌管過不小的財權,也主持過大型工程招標項目,在當今對市場經濟管理還不完善的環境下,很容易失足或被拖下水的,所以我非常小心謹慎。我這一輩子沒有貪污受賄一分錢,也沒有私分過一分公款,一生堂堂正正為人,無愧于人民,無愧于共產黨,無愧于祖先和后代!

     

    站主: 本文作者是國家統計局計算中心原副主任,也是我的老領導。他的回憶錄內容翔實感人,原文中有各個時期的照片一百八十多幅,以及七篇附件,這里只能節登本站主甚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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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06-2-1 18:35:45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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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06-2-1 20:11:08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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